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许多人说文学死了，而我却在逃向它。两年前我重申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区别于评论对现实世界的修修补补，我希望能够另起炉灶，回归文学，在那里搭建我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

　　近两年我试着写了些诗歌。对比我日常计划中的写作，这无异于一场“文体私奔”。当然，我宁愿相信它是一次回归，我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怀抱。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某种悄然的变化。至少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诗歌和写作诗歌。也许是在咀嚼了足够多的“信息的面包”之后，人们对“诗歌的玫瑰”有了乡愁。上世纪那个已然逝去的80年代，在经历了90年代以来的种种势利与粗鄙的放逐之后，好似要重新归来。

　　有天我给学生们看了一首我写的诗，让他们分析它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他们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至少他们会说：老师，在诗歌里，感性与理性没那么对立吧？

　　是啊，可为什么诗歌却给了世人这种印象，认为它只是感性的容器，只能盛放欢笑和泪水？事实上，远在西方，诗与思的争辩差不多贯穿了整个思想史。在古希腊，甚至发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关于是否应该驱逐诗人的大讨论。在苏格拉底那里，诗歌是想象与神话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远古荒诞的世界，与他想要追求的热爱真理的世界格格不入。柏拉图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认为饱含感情的诗歌是危险的，荷马以及那些希腊大戏剧家要被永远赶出城邦，流放到外地。柏拉图虽然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观点，却没有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认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有诗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反而有益于揭示普遍的真理。而且，诗还可以建设城邦正义与秩序，塑造公民的灵魂。

　　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何要驱逐诗人？这一激烈态度与其说是源于他们的某种极权主义倾向，不如说是源于某种“理想的焦虑”。为了打破诗歌、绘画、戏剧等“模仿艺术”的垄断地位，他们一心希望哲学能够后来居上，使其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在希腊被广为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焦虑的推动下，到了18、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理性的重视逐渐上升为对人的无限理性的盲目崇拜，政治也因此变成可以拿人做实验的科学，政治正确变成了理性生产线上惟一合格的真理。到了极端革命的年代，诗歌真的被彻底驱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掏空了灵魂的标语口号。

　　具体到中国，通常我们很难将“八个样板戏”同以追求真理为一生理想的苏格拉底画上等号。但那个年代的做法，与苏格拉底当年推崇理性而驱逐诗歌的主张何等神似。

　　回到前面我与学生们讨论的问题。诗歌并不绝然属于理性或感性。一方面，我认为有些理性的东西，或许更适合通过诗歌来表达。我持这一观点，和我对语言的理解有关。我们所用的语言，表面上看精确，其实处处是模糊的陷阱。

　　就文体而论，我也不认为论文就更理性些。今世许多见诸媒介显要位置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颠倒是非，何尝有真正的理性可言？文言文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旧时中国人的表达，但不还是留下了《盐铁论》这样精彩的庭辩记录吗？思想不自由的时代，当写诗变成文字游戏，它便不再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了。前文提到“诗歌大跃进”，诸如“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之类的诗歌，只能算是文字马戏了吧。

　　退一步说，即使是一首仅限于抒情的诗，只要它具有抵达人心的美，就能唤醒人们沉睡的理性。这在我看电影《窃听风暴》时深有体会。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暴力和“新词”推销真理和幸福。然而，击中内心的诗歌和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和美的回忆与向往。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所以我坚持认为，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扶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是在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哲学家们往往具有诗人的气质，如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况且，诗与哲学本来就密不可分，像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本身也是了不起的哲学家。

　　我读赵越胜的《燃灯者》，书中提到哲学家周辅成对天才的分类：一等天才献身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了就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就只能写写小说了。文学之所以被哲学家抬到如此高度，是因为文学涵盖了一切人学。无论是理性还是情感，凡人所有的，皆可在文学中找到。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我这本书的书名出自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句话。我借用它，为了向带给我这部心灵圣经的罗曼·罗兰致敬。我还要把相同的敬意奉献给所有让我在诗与思的道路上深受其益的人类之子。无论我们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已铭记了他们曾经赠予我的可以温暖一生的意义。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