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汉语之路

　　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的汉语水平差得很。有一次，几位朝鲜族老师和几位汉族老师一起坐在酒席上。闲扯时，我说了一句错话，把“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这句话说成“向中国跑社会主义”。我一说完大家就爆笑。而且这句话马上成了笑料。有人倒酒溢出杯子了。这时，有个老师逗我说，倒酒的水平真高，像你的汉语水平！大伙一听，又是一阵爆笑，臊得我满脸通红。

　　1997年，我的朝文版短篇小说集《故乡的榆树》出版了。不久之后，有记者来学校采访我，一紧张，说出的汉语就更糟糕了。有时候只能通过手势，勉强地和记者交谈。这时，赵英春老师在旁边看着，都挺着急。他原来是学校校长，退休后返聘教日语。他听着我说的汉语，觉得啼笑皆非，就帮我翻译了，这才应付了采访。

　　赵校长是我念中学时的朝鲜语老师，他在文学和音乐上很有才华。初三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叫《迎春歌》的童谣，作词作曲都是我一人。赵校长看完之后称赞我说，这首歌真好听。说完，就给我修改歌词和曲子，然后投去《松花江》编辑部。一个月之后，我的处女作就发出来了。在文学方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以，我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记者走后，老师对我说：“银哲，你的汉语水平真不像话呀！你是出版小说集的作家，也是辅导高考的教师呀！”老师的深切指责，我铭记在心。从此，我拼命地学汉语了。那年我已57岁，虽然学得拼命，却学而易忘，收获甚小。但我誓不罢休，从未产生半途而废之念。就这样不到3年，新买的《中朝词典》就破烂不堪了。现在用的是第三次换的词典。

　　到2000年，我退休了。退休之后，到烟台韩国语学校任教。这是学汉语的好机会，我一开始用汉语备课，备完课，就找学生求指教，学生们很愿意帮我审阅教案，指出错的地方。就这样我住的宿舍变成学生学韩语、我学汉语的教室了。一到业余时间，学生们随时随意来宿舍。他们一来我就用汉语和韩语两种语言和他们对话，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后来我到哈尔滨理工大学远东学院教韩语。期间，我编了《韩语对话业余课本》。为了编这本书，需要把朝鲜族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翻译成汉文。我把翻译的初稿先给学生们审阅，向他们虚心学汉语。

　　回顾过去，我从中学开始抱着做作曲家和作家的梦，以顽强的毅力努力着。可遗憾的是我没考上音乐学院作曲系，就参加教育工作了。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忙于高考辅导，但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

　　从1994年到2010年上半年，我停止了文学创作。其原因，不在于工作忙。从1980年中期开始，韩国的现代派文学创作手法泛滥于朝鲜族文坛，而我坚持现实主义的路子，作品也比较难发表，创作的积极性自然就削弱了。

　　2010年，我已是70岁的人，该结束教学生活了。5月，我来到延吉逛街，进到书店，看到了久违的《延边文学》。翻开一看，有不少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心里重新燃起写作的念头。于是回家就写了《到延边来生活吧》这首歌曲，后来发表在《延边歌曲》上。恢复创作之后，至今已发表20多万字的各种体裁作品。

　　2014年起，我想用汉文写作品，于是写了几篇小小说，寄到《天池小小说》编辑部。其中两篇作品被发表了，可是费了编辑们好大的劲去润色。黄灵香老师说，作品内容和语言都还不错。我知道这是鼓励我的话，我写的汉文作品里，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我认为，编辑对作者的作品毫无掩饰地指出短处，这对作者的进步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黄老师一听，才说实话：“你在汉语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语序和用词上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她把不对的地方一一指出。

　　只在本民族学校念书、只在本民族地区和单位工作，像我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确实是很难的。我现在已经是75岁的老者，但不能放弃希望和努力。希望是生命，弃希望等于死。我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乐趣就在于学。学好汉语是我目前的一大希望，因为它是我与汉语文坛交流的媒介。我相信，我会成为一名可以用汉语自如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

　　要实现这个愿望，首先得自己努力。现在，电脑是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当今世界的信息，我都通过它来接收。同时，也需要像黄灵香这样有耐心的编辑多多指教。有了他们的指导，像我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才会有动力去不断地写出作品。

　　我要更上一层楼，与汉族作家们携手并肩。这是我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