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有感于个性和天才

　　我的无知，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方便：

　　不管高更如何，也不管毛姆如何，只有《月亮和六便士》摆在我的面前；一个多月来，我备受它的折磨，必须把它唤出的感受精灵释放出去……

　　当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年轻时从作品中追慕作家的幻想，现在已经变为现实：她不仅亲眼看着各式各样的作家粉墨登场，而且自己也粉墨登场了，居然闯进了这些作家的重门紧锁的幽居里去，饱尝他们游戏人生的奇行怪癖，好像自己的生活一下有了光彩，有了从未体验过的更胜于幼时无知幻想的自由——她陶醉了，还在陶醉着……

　　不料，她的这座虚荣舞台的那个“没有文学修养”、“十足小市民”的沉默台柱——思特里克兰德，突然出走了，“我不回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更改了。”

　　女人，或许她们就知道“爱情”，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肯定又是有了新宠。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夫人还是一个深明事理的女人。她能够借丈夫的荒唐事以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他要是发疯地爱上一个人，同她逃跑，我是能够原谅他的。我会认为这种事是很自然的。我不会太责备他。”

　　谁知道，她的丈夫离开她，不是因为女人，而是“为了画画”。这下，“一切都完了”。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突然被狂怒攫住。“我不要他回来了。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夫人向在座的作者“我”喊道。

　　“我不敢说。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为了一个女人离开你，你是可以宽恕他的；如果他为了一个理想离开你，你就不能了，对不对？你认为你是前者的对手，可是同后者较量起来，就无能为力了，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不仅思特里克兰德夫人是这样，所有这一类型的女人和家庭都这样。她们只能利用现成的条件，包括自己的姿色、聪明和温情去“讨人喜欢”，并在这种“讨人喜欢”中实现和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幻想，再加上法定的家庭保障，她们似乎建立起了一种自信：即便“家花没有野花香”，终归“野花没有家花长”。所以，她们尽可以在自己的宽容大度上再赢得一点人们的同情和尊敬。这一切，就是她们那块肚脐大的足以自娱的内心世界。

　　至于理想，原是她们视野之外的可厌又可怖的蛮荒之地。虚荣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她们虚荣心理的对应物。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喧嚣的名声仅仅是为她们而存在的，或不如说有了她们的名声才格外喧嚣而沉醉。她们永远是花上翻飞的粉蝶！

　　因而那蛮荒之地上的开拓者、播种者，是她们自知的陌路人。这些人并不需要，或不再需要在“讨人喜欢”的女人身上发泄寒热病式的情欲，像“讨人喜欢”的女人经常体验而易于理解、可以想象的那样。他们远离现成的生活幸福，因为这种幸福归根到底是与现状妥协、融洽的产物，或不如说，它已成为现实延续的一个稳定因素。所以，被生活夺去了幸福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不幸者，那他就是一个天才。对天才来说，痛苦，原本是追求着的欢乐。

　　“讨人喜欢”的思特里克兰德夫人，难道能指望她有什么可以拿来同它较量的吗？除了编造一个老而又老的桃色故事自欺欺人，就只有凭着法律来写未亡人的回忆录文过饰非、沽名钓誉了。

　　的确，“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小说大概就以这样的调子作为开场白，描述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弃家出走。

　　思特里克兰德的家庭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和思特里克兰德之间，一面是活着漫无节制的松弛，另一面却是悬着被死神追逐着的生之紧迫感。作者在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一次宴会上思忖：“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费解。”而这个家宴的男主人在想什么呢？他的灵魂深深埋藏着他在繁缛生活的稀有中发现的单纯而原始的童稚和野朴。他渴望用一个魔术般动人的色块和光电来做如孩子和野人般天真笨拙的梦。于是，“有多少次我退回到很远，比回到帕底农的马更远，我回到我儿时的‘达达’，回到我的好木马。”那时，“白天红红的太阳闪着光辉，夜间有海面涌上来的湿气，淡淡地飘荡着各种光线、色彩与气味，由于沉重阴暗的光线，至今那种仿佛要掉下来的星星仍布满天空。我多么想在这原始裸露的夏夜里，一边与包围我的神秘事物密切地交感，一边也可以听到我心中徐徐波动的乐音。于是，在欧洲的蝇头小利的追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热爱、歌颂与死亡……”

　　然而，矫揉造作的生活却拖着他虚掷四十，天哪，“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想，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

　　倘一个人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哪怕是一个音符、一块颜色、一颗星星、一个观念，他就是发现了淹没在社会意识中的“自我”，从而意识到我的个性的自我将赋予社会意识以独特的发展形式。因为这种独创的力量是被死神追逐着的，仿佛我不抓到它，我和我为之而生存的真理就被死神一起夺走了——如此在死神追逐中的生之紧迫感，几乎是天才的一个心理特征。

　　思特里克兰德不仅渴望着把压抑在心灵中的原始梦幻表现出来，而且要表现到“反对一切画派，官方的、传统的，哪怕是印象派的、新印象派的，甚至旧的与新的公众，采取最强烈的抽象性，做一切被禁止的事，要克服一切恐惧，不管是否因此而遭到嘲笑。反正，画家在他的画架面前，既不是过去时代的奴隶，也不是现在的奴隶；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他的邻居的奴隶。他是他自己，始终是他自己，永远是他自己”。

　　这样的“自我”，对于曾是“证券经纪人”的思特里克兰德，该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他必须独立地把自己支撑起来，旁若无人，且不管是家庭偶像、社会偶像、传统偶像，他一概弃之如樊笼，为了让心灵的幻想从那一层一层传统观念的裱糊纸里显露它的原形本色。就像作者5年后在巴黎重见思特里克兰德时的形象：他瘦骨嶙峋，笨拙而古怪的形体给人以高大森严之感，纸皮一样透明的肉体恰好使他的精神世界裸露无遗——这是一种原始粗野对抗现代文明的恶魔般的力量。只有他呈现于生活中的形体和这形体裸露着的精神，才是他不容于当世的画的独立发放地。一般地说，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囿于常规的人，决不会在思想和事业的领域跨越时代的界限。

　　作者按照时序记述了思特里克兰德的三个阶段：伦敦、巴黎、塔希提。在伦敦，他抛弃了一个合法的家庭，在塔希提，他又组合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象征这个家庭的妻子是名叫爱塔的土著人。如果说，思特里克兰德夫人自作聪明到把丈夫只当作她虚荣舞台的沉默台柱，那么，爱塔却把丈夫当作带狗的主人。只要听听思特里克兰德的两段评语，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女人和家庭。

　　“她不打扰我。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

　　换句话说，一个只主动地要，另一个只被动地给。这就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家庭观和女人观。但还不够，还要把这一物质关系上升到精神的王国，那里可没有女人做人的权利。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揍她们揍得你两臂酸痛，可是到头来她们还是爱你。”“我，记起来了，”爱塔是这样回一句“定情”的祝福的：“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

　　是呀，难道思特里克兰德在这里，在塔希提还找到了女人作为女人的原始性吗？“当然了，基督教认为女人也有灵魂，这实在是个最荒谬的幻觉。”

　　顺便插一句，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最荒谬的幻觉”中苏醒过来，或许是排版、校对搞错了，抑或是译者的疏忽，思特里克兰德说的不是“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不会的，思特里克兰德不会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女人。他不是狗，而是带狗的主人。所以应该译成：“你可以像对待狗一样地对待她们。”请注意，这段话是思特里克兰德被爱塔的誓死相随的简朴话语感动得涌出泪水的那一瞬间说的。

　　读者用不着愤怒，用不着在这里体验自己尊重女性的德行。如果一个事物本身只存在着真假判断的话，你表示出过多的善恶判断，那是误用了你的情感，而且有可能误用到使情感蒙蔽真假的程度。

　　现代女权运动的“守护神”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此，她要在现代社会中全面恢复女性作为男性并存的“自然人”地位。这首先就要求女人们不仅意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成长到能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的不可奴役性。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是像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式的依赖，还是爱塔式的依赖，你都不可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正像男人们在政治平等的空喊中并不因此而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一样。那种无责任能力的平等要求不过是对平等恩赐的一种乞求罢了，或者是一种扼杀生机的无穷无尽的勒索。当然，社会应该给这种平等创造生成的前提，包括一般性的尊重，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它所麻痹，它本质上是虚幻的，如果你没有能力把它变为真实的话。

　　(摘自《幽僻处可有人行》，张志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