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是文艺繁荣的永恒之道

　　当前存在文艺浮华虚荣现象

　　从党和人民对文艺的新期望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了当下文艺领域存在的某些弊端：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不能让文艺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下中国文艺状况的揭示，令人想起晚年毛泽东在1975年对当时中国文艺状况的指认：“样板戏太少了，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具有戏剧性比较意义的是，毛泽东揭示的状况，实际上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将文艺捆绑于政治的“左”的文艺政策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处于停滞状态，百花萧杀，由此毛泽东才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必须调整”。

　　而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揭示的是另一种状况，“左”的文艺政策早已不复存在，文艺家的创作自由得到极大发挥，但实际上当下中国文艺领域出现了浮华虚荣状态：创作自由事实上被滥用，从影视、流行音乐、演出、综艺选秀，到畅销小说、新潮艺术展，再加上明星绯闻、考艺热潮种种，看上去轰轰烈烈，热烈非凡。但平心而论，热烈过后，浮华褪尽，除了钞票，除了数量，又有多少能够与这个非凡的时代、伟大的民族相适应的作品存在呢？

　　在浮华式的“繁荣”中，人们看到太多的东西是：或者是“看不懂”的“愚人节”作品，或者是直接来自于床上、来自于厕所的“行为艺术”，或者是粉饰、伪造现实的“伪现实主义”盛行、“戏说历史”成风尚，或者是无意义的“一地鸡毛”之无聊渲染，或者是以丑为美、美丑不分，以听了让人恶心的“娘娘腔”去博取笑声，更有甚者，则是对残忍、猥琐的特殊嗜好，让人不忍卒睹。坦率地说，这种文艺“繁荣”了，轻者是浪费人们的宝贵时间，重者则是谋杀人们的心灵。

　　文艺创作需要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吗？现实提出了疑问。如果有了自由而迷失方向，受到伤害的还是文艺。不要说与中国古代文艺精品去比，就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革”以前的文艺精品(如《创业史》《红旗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相比，当下也鲜有可以比肩者。近来，香港导演徐克以“文革”前文学题材拍出电影《智取威虎山》，叫好又叫座，此中反映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值得文艺界深思。

　　被忽视的审美文化本性

　　为什么创作自由会滥用于制造低俗平庸呢？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有了自由创作的权利时，同时也自由地面临了某些错误思潮、特别是那些远离中国传统与中国现实的西方现代思潮(从泛性论到生命本体论、形式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的诱惑，而忘记或者忽视了文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以为为所欲为便是文艺的最高境界。

　　针对这一思想误区，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在这一段论述中，“永恒价值”和“最高境界”的界定既是对文艺史的准确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继承发挥。

　　从文艺史的认识来说，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序》云：“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段文字实际上讨论到了文艺(诗歌)之“永恒价值”和“最高境界”，其逻辑结构是：社会关系之真(如爱国主义之崇高)，人性之善，必须通过诗歌展现出来(既“展其义”又“骋其情”)，形成“感荡心灵”的载体，达到美的境界。后人必须注意到，钟嵘所列之表现题材，无一低俗、平庸，遑论丑恶之物。

　　《红楼梦》第八十六回通过黛玉之口，表达对抚琴这一艺术行为的深度理解：“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应该说，这里依然表达了对真善美相统一，自然美、生活美、心灵美相统一的追求，诠释出浓烈的中华美学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文艺对真善美的追求亦是基于艺术与人之基本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从审美发生学的事实出发的，确认审美是人类文明的独特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可取代的特殊形式。按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说法，“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的感性，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艺术就是这个“对象世界”之特殊部分，通过它，人才能肯定自己，提升自己。马克思后来以音乐为例指出，“钢琴演奏家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物质生产。”可见，人性的提升，文明的进步，证明艺术这个“对象世界”必定是以真善美为规定的，否则人性与文明的主流就不是这个样子。

　　真善美应独立于市场机制

　　此外，当人们有了自由创作的权利，却又自由地面临了市场化经济利益的诱惑时，也会漠视文艺的真善美本性，迷失创作的方向。在市场经济机制之下，文艺的真善美本性是否将不复存在，创作的出路是否只服从市场化的逻辑，把自己变成利润增长的机器呢？或者说，文艺作品的优劣是否由市场说了算呢？

　　对此，在肯定文艺的真善美本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必须知道，市场经济并非始于中国改革过程，而是最早成熟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程，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早已接触到了文艺的审美本性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科学见解。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集中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使用的基本概念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其基本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总是迫使精神生产服从自己，一方面，由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另一方面，“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

　　马克思的意思是，资产阶级已经不在乎最高的精神生产之自身规定性，只看其是否能够带来物质财富，这就是指文艺被当成市场的奴隶，即市场化对文艺审美特性的侵蚀。

　　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惟一逻辑，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尽可能地以利润追求去破坏艺术的审美性，但真正的文艺家还是会坚守审美性——否则他就不是文艺家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就形式上说，精神生产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精神生产这“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就是说，当精神生产给资本带来利润时，它是“生产劳动”，而它作为自我表现而存在时，它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以诗人约翰·密尔顿为例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的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正是在否定出卖艺术创造的个性、服从市场利益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认为精神生产、特别是艺术必定要追逐物质生产机制，而是应该坚守真善美特性，否则就消解了艺术。

　　由此可知，马克思坚持认为审美现象最核心的本质是人用以表达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即使在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中，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艺术是人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本来就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因此，习近平同志在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时，同时强调文艺家要“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服从市场是为了赚钱，服从艺术个性才是出于真善美的内在需求。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与马克思的审美原则立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