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大》的叙事策略与语言特色

　　1946年11月，经过两年多的边区生活体验之后，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在延安定稿，1947年由北平新华书店出版。这部“小长篇”以高生亮(高干大)这一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为主体，叙述陕甘宁边区“经济合作社”——任家沟合作社——的发展历史。《高干大》在欧阳山的创作历程中具有某种转折意义，标志着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由早期“欧化”倾向向“本土化”的转向，并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三家巷》《苦斗》等更具艺术魅力的小说提供了艺术准备；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高干大》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重要实践，而且“起着后来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高干大》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小说，以往对它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它作为践行《讲话》精神最初成果的一面，而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它作为“小说”自身的丰富艺术内蕴。《高干大》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充分发挥小说的“故事”优势，建构了一种层层激化的矛盾冲突结构。在故事的深层逻辑上，则触碰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与纠缠问题。在叙事策略以外，小说的语言独树一帜，对陕北方言的全方位吸纳与运用、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以及叙述语言与方言的有效融合等，共同营造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语言氛围。

　　小说里的故事始于1941年，以“任家沟合作社”遭遇严重挫折这一“问题情境”展开叙述，故事结束于1943年，以高生亮领导的“经济合作社”取得“胜利”、高生亮得到嘉奖为终。总的说来，小说采用的是“横截面”式的故事架构，即主要以“经济合作社”为中心展开叙述。将所有的人物、事件置身于一个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显然是小说作者有意的聚焦，它有助于在更具体、更细微的层面上书写关系到农民切身生存的“民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书写，这是中国革命小说的一种典型的“时间修辞”方式。这样一种“时间的区段化”书写，正是作家“革命政治观”的典型体现，由这样一种时间修辞所引领的，则是小说叙事逻辑的“胜利前景”与叙事风格的“壮剧美学”。“革命小说”往往截取历史中的一个时段进行叙述，构成一个完满的故事框架，而在保证故事、情节精彩的同时，强调对“前景”的追求和“过程”的曲折，而最终取得胜利。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并逐渐发展成中国“红色文学”特有的“壮剧美学”。

　　这部小说其实蕴含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小说中的高生亮是一个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农村干部，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革命伦理”的典型体现；但小说另有一个与之纠缠的“人性伦理”线索，即高生亮的儿子高栓儿的婚姻。在小说对高干大的叙述中，革命事业是远远重要于他儿子的婚姻的，甚至作者故意设置了高生亮操劳合作社的工作而忘记儿子央求之事的情节，意在凸显高干大的脑海中革命伦理大于人性伦理的观念，革命于他，是一种信仰。在儿子的婚姻问题和任家沟合作社的问题面前，高干大是明显倾心于前者的，在小说的第19章，高干大的儿子高栓儿心中充满了不满，并找高干大吐诉。在我们的阅读期待中，这里可能会发生冲突、争吵，或者是来自人性或亲情的安慰，然而高干大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革命史，之后父子俩消除误解，重新找回了革命的信仰。这背后正是革命伦理对人性伦理的打压与消解。欧阳山对这一问题显然是警觉的，但是小说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难免会高扬革命伦理，而把人性的伦理维度降到最低。小说的最后，郝四儿死去，高栓儿和任桂花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着人性伦理与革命伦理矛盾的消解。

　　尽管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能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可以感触到作者鲜明的情感立场。情感的背后，是作者异常鲜明的价值立场。小说在描述所谓“正面人物”时，叙述话语中潜藏着喜爱与赞美，而在对邪恶、反面人物进行叙述时，则往往潜藏一种批判的价值立场。另外，在小说中，叙述者无意之中就会以革命者的态度进行书写，称为“我们”，明显可以感知到那种“自己人”的鲜明情感态度，这种写作的情感态度显然是解放区特定语境的产物，它有着鲜明的期待视野和读者群，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工农兵大众”，借此，小说通过叙述的鲜明情感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使得读者很容易在一种情感的皈依中与革命者保持同一立场，进而实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接受。

　　《高干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对方言的运用。陕北方言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欧阳山文艺创作的转型。相比较欧阳山前期小说浓重的欧化语言风格，《高干大》显然在“民族语言”的探索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语言的转变，也潜在地印证了小说家写作立场的变化。鲜活的边区体验一旦与《讲话》精神取得内在的契合，欧阳山的写作便获得了内在的驱动力，“工农”不仅成为他书写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成为他的潜在读者，正是这一写作心理，“方言”就在他的创作中取得了小说艺术与“艺术接受”的双重合法性。方言书写是全方位的，小说的叙述语言、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都是陕北方言的自由书写，小说的篇名“高干大”本身就是陕北方言中的一种称谓，“大”字是陕北方言中子女对父亲的称呼，“干大”就是“干爸”的意思，是晚辈对父亲朋友辈的一种称谓，作为陕北方言的典型标示，“干大”这一标题本身就获得了丰硕的民间文化内涵。

　　标题之外，是小说人物对话中鲜明的陕北生活气息。在以往所谓的乡土文学中，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往往是启蒙的、批判的，而在解放区的农村文学中，对农民的书写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审美裂变，这在语言上有典型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干大》真正找到了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弃绝了裹挟在它们身上的种种意识形态枷锁，进而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独特文化内涵。只有在这里，一种来自乡村的浓郁生活气息才得以真正释放。与高生亮这一形象相并置的，是他颇具农民本色的言谈举止，例如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的自言自语：

　　这狗日的笨是笨一些，可不是个懒人，也不是个戆汉。好好地把他扶上正路，他是能做一点事的。顶好是叫他念一两年书，识上几个字。欸，咱们一家人一满没有一个钱的文化！……

　　其中，“戆汉”、“一满”这些陕北方言，在高生亮的嘴中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可能初读起来并不能一下子了解其准确意思，而“顶好”、“咱们”、“一个钱的文化”则很容易把握其意思，其表达方式充满了“地方志”般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民族气派”的典型体现。在其他人的言语中，这种“地方志”般的语言犹如珍珠一样不断流出。高栓儿在愤怒时这样说，“豹子沟我不想盛了，盛够了。”而农民王银发与高生亮这样说，“我们要搞医药社，就另外搞，跟你们那个逑寒社分开。闹在一达是闹不好的。”“盛”、“逑寒”、“闹在一达”等陕北民间口语，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建构了一整套陕北方言的人物话语体系，它们与乡间口语的高度吻合，成为小说消弭“文学”与“群众”距离的重要保障。

　　《高干大》的意义，在于它及早地领会并践行了《讲话》精神，并潜在地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某种风尚。语言特色的鲜明，还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的简洁凝练上，与小说中人物语言的陕北特色交相辉映，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尽可能简练地交代故事与情节。小说基本上没有以往小说大段大段的对背景的描写，这样的一种通俗化处理其实与写作者的“工农兵”意识有关，只有简练通俗，才可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事实上，《高干大》更像是一个民间故事的脚本，它企图以最“俭”的方式去创造真正贴合时代需求的文学作品。

　　学界对《高干大》的认识，多指出其“思想大于形象”、或“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的弊病，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时代语境，并在一种更加阔大的视野中观照《高干大》，它在“叙事策略”及“语言特色”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它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深远影响，就会重新认识它的意义。这篇小说的第四章名之曰“希腊神话”，小说借区委书记赵士杰之口说出了“安泰”神话的隐喻：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也好似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也正好似安泰一样，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了他们的母亲，即群众，保持着联系。而只要他们与自己的母亲，与人民保持着联系，则他们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战胜者。

　　实际上，贯穿整部小说的高干大的种种思想和行为，正是始终与“群众”，即真正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这也是小说中高干大本人自觉体认的。尽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还略显简单，但它却是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审美特质的某种根本扭转：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农民生存中的一些基本要素才真正被发掘，并且在这之后，开始了一个以《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持续的对农民、农村的集中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欧阳山以《高干大》为重要转折，告别了他前期小说的欧化色彩，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而他对农村书写的深入、对中国古典叙事传统的继承等等，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有了丰厚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积淀，新中国成立后的欧阳山在《三家巷》《苦斗》等的书写中，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