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上书”

　　虽然早就读过欧阳老的作品，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认识他，这要感谢欧阳老的家属给我送来的三册《广语丝》。

　　这三册书，收入欧阳老80岁以后写的117篇短文，算上附录，也才二十几万字。但它的内涵是那么厚重而明亮，明亮得就像作者晚年生命之火爆燃的火焰。欧阳老走了，他把光、热留给了读者，我也是被温暖和照亮的一个。那些文章，辞意恳切，激情澎湃，很像是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向后人的告别演说。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他和读者的最后一次交流机会了，他就像远行之人，面对亲友有千言万语，必须一吐方快。因此，他的文章既是快人快语，也是语重心长的肺腑语、肝胆语，读时你会觉得这不是一般文章，而是对社会和读者的激情“上书”，是新的、积极进取的“陈情表”。书中进言，即有逆耳处，那也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通例，对于一切拥护改革开放并热爱真理的读者来说，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并最终成为这些忠言的受益者。

　　人们早已听说这是一组“鲁迅风”的好文章。像鲁迅一样，作家一笔在手，无私无畏，直面时事，言而中节。只是由于时代不同，他这些文章，都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运昌盛”热烈赞美，也对一些错误言行提出了尖锐批评，而瞻念前途，自是既有信心，也有殷忧，它很像是从心灵的一角，回应了国歌的召唤：在当今种种诱惑和侵蚀的现实危险面前，我们也应该构筑起心灵的长城。

　　他的文字有时很泼辣。但所论之事必有凭据，如果我们无法否认他笔下的事实及其由此推演的逻辑性，也就很难推翻他笔下的结论，这也正是鲁迅文章(笔法)颠扑不破的真髓。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注意到，他的文章里出现了一个频率极高的词，那就是“咱们”。这是对家人说话的口吻，他显然在文章里也把自己摆了进去，和读者共同用主人翁的态度讨论文学、艺术、教育、文化等国家大事。他是出色的作家和文学家，他的文章表现了很高的写作艺术。他也非常善于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鲁迅式技巧。如《性格创造之谜》(《广语丝》第十三)，对于一些人“惊呼”为中国文学中还没有过的一个“女主角”，他并不赞成，但也不马上反对。不但不忙反对，反而把对方赞赏的这个“新人”的诸多“优点”照单全收，并罗列为：1.聪明任性，快乐自由；2.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3.崭新的人生态度；4.香港色彩；5.本土文学和突然介入的香港文化的交融；6.一代人向社会发出的“独立宣言”。接下去，他以迂回笔法，对这六个特点换了个方式进行叙述，真相果然就浮出水面：

　　“从第一点看，我们仿佛感觉到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从第二点看，她是一个有思想性的青年人；从第三点看，她有一种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人生观；从第四点看，她带着西方世界和殖民地的气息；从第五点看，她在思想上属于一种混血儿的性质；从第六点看，她的政治意识很强烈。”

　　事情到此，这位新女性虽已显露本相，但作者好像还怕冤枉了她，并不急于下结论，只说这性格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猜不透”。最后他才抛出撒手锏，用“四有”和“五爱”的X光对她进行了一次“体检”：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来看，她不沾什么边，因为看不出她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大公无私的品质等等；再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来看，也跟她没有多少关系。作者问道：“她凭什么要受到论者的惊呼和赞誉呢？难道仅仅因为这个性格是一位民主个人主义者吗？难道仅仅因为她具有现代意识和当代意识，或者‘精英’意识吗？”

　　到此，作者虽然表示这性格还是一个“谜”，我们倒也不用猜了。这篇文章统共不过千来字，笔锋虽然犀利，口气是满温和的。像一位拳击手，自始至终不见他出招，他只站着不动，把对方挥来的拳头一一化解，将过程和结果让人们看个清楚。这些，大体上也就是《广语丝》中各篇文章的基本风格。要说作者有什么战法，那也不过是接招或“借”招而已。但不知为什么，这也招来非议，说他“僵化”和“左”。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可以据实批评的；但是，一个站着不动，只在那里化解别人招数的人，怎么反倒成了“僵化”和“左”呢？难道就因为他保护了自己和读者吗？自然，谁说话也不能保证全对，文章也不例外。对此，只能依是非、照规矩办，他出拳，你也出拳，都不能动脚，更不能像泰森，咬对方的耳朵。无端的给人加上政治性帽子，这是咬耳朵的行为。

　　欧阳老写《广语丝》，一定想到了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坚持改革开放，也一刻没有忘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我们再多了解一些他的话，还会知道，这一立场不止表现于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还深深扎根于他漫长的人生和创作实践。他的童年很不幸，因为家里穷，5岁就被送了人。不幸的童年也给予了他回报，他由此更多地体验和消化了人生，16岁就成了作家。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把这看作是多么幸运的事。他觉得真正幸运的是，鲁迅先生20年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则跟着老师“学步”，“在30年代的开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40年代的开头，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广语丝》第三十四探索解)。40年代的延安，第一次给了他一片新天地，在这里出版了他至今享誉文坛的名作《高干大》(1947)。正是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在人民政权条件下“改革”的萌芽，而且像今天一样，这一萌芽最初也是来自基层。两个历史条件下的“改革”，虽然在规模和内容等方面无法比较，但同样呈现着保守与开放、唯心与唯物的尖锐矛盾。人们知道，40年代初，边区受到外界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为了打破封锁，保障供给，政府号召办好乡村合作社。这样，一场处于黎明期，或者说是早期的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故事，就在一个名叫任家沟的小乡村展开了。那是1941年：

　　“这一年，土地革命才过后不久，许多工作都没上轨道。前线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线。整风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许多干部思想作风上都残留着相当严重的缺点。那些人，那些事，现在看来，或许叫大家奇怪，但在当时，倒是常有常见的。”

　　小说在带过这几句很有时代感的“闲言”之后，很快把矛盾推向前沿：社主任任常有1936年办社时，全部家当是5石小米，以后每年由区乡政府向群众征收5石小米，算做股金给他办社。办了5年，征粮25石，而合作社的全部财产，结算时只值20石小米。就是说，除去赔光了老本，又搭进去5石。5年里没分一次红，还不许退股。小说用群众的语气叙述了当时的尴尬：不退就不退，赔光本钱也就算了，可是上级不依，又摊下来5000块钱新股金。因此，群众给合作社换了个名字：“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在僵持中，出来开顶风船，决心改变经营方式，使合作社扭亏为盈的，正是小说的主人公“高干大”(高生亮)。他是合作社副主任兼推销员，利用下乡卖货和收股金之便，了解到乡下人常因缺医少药死掉产妇和孩子的苦情，先办了个医药合作社，专门请个医生住在社里给大家看病，赚了钱当年分红。这一招果然灵，原来每人摊派两块钱股金收不上来，现在是这个入10块，那个入5块，一下子就火爆了场面。但任常有反对这么做。他说政府没叫办医药合作社，这不属于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乡长、区长都支持他，因为这符合上面立的章程。问题就在这里：单是按老章程做，群众不拥护；群众拥护的，又是老章程里没有的。怎么办？这是共产党员高干大遇到的难题，也是今天还会遇到的难题，而在60多年前，作家就在生活中发现并回答了这个难题。他知道，高干大的行为，也许不符合一时一地的章程精神，但符合党章精神：共产党员永远把群众利益置于首位。他既然深知群众疾苦和切身利益所在，他有什么不愿做、不敢做的呢？他不仅收农民的股金，也收商人的股金。当小商人王银发问敢不敢收1000块钱股金时，他回答；你入一万都行。对于由此招致的“资本主义”、“商业剥削”的帽子，他的回答竟和今天有些相似，他说，他懂得合作社叫多数人发财，要抵制商业剥削的道理，不过，“咱们现在不是抵制商业剥削，是没有商业，没有饭吃……咱们先让少数人发一点财，随后多数人才会把钱拿出来，交给合作社，随后多数人会发财。多数人发了财，合作社才会有力量，才能够抵制商业剥削，才能够办工厂，才能够办生产事业……”这个回答，既属于人物，当然也属于创造了它的作家。10多年以后，即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作家在序言中重申：他仍然非常爱他的高干大，说他是“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这里，进一步点明，无论是高干大还是作家，都实践着同一信念：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最初的，哪怕是一点点改革成绩，都是源于这一信念，并且也是实践这一信念的结果。

　　自那时到现在，又快满了50年，作家的话还可以照样说下去。原来，改革事业体现的真理是如此明白，因而他们的回答能超越时空，获得历史的统一性和真理的同步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生命线，离开它，不仅躲不开“僵化”的鬼打墙，还会跌进“腐化”的污泥坑，这即使在任常有们身上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多吃多占了政府征来的好多血汗粮了，而始终和高干大们站在一起的作家，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直到不久前还在向我们大进忠言和警世之言。现在，我们对于欧阳老的激情“上书”，该会增进一些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