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白纸上的风云际会（节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2月02日07:15 王鸿鹏

　　《生命线上的奇迹》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讲述了云南绥江县6万移民群众为支援国家开发金沙江、建设向家坝，不得不告别世代生息的家园而举城搬迁的动人故事。它以对现实的高度观照，直击当下的党群政群干群关系问题，具有强烈的主题意识和哲理思辨性。作品通过“群雕像”的塑造和呈现，从不同维度赞美绥江人以高尚的家国情怀和坚韧执著的“纤夫精神”破解一个个难题，创造一个个奇迹；在创新“群众路线工作法”的实践中，诠释了“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这一执政理念。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主体性，是一首歌颂基层干部群众、昂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一旦脱离了人民，将会失去能量场。

　　国家实施西部水电能源大开发战略，向家坝工程即将启动。处于库区淹没区的绥江县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然而，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坊间与官方观点分野，发生碰撞，一时风起云涌。

　　后来，一位决策层的官员不胜感慨道：“好在，我们尊重了人民的选择，走了群众路线。”

　　揭秘尘封史

　　站在共和国的版图前，沿着长江向上溯源，你会看到，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发源于青藏高原。

　　它像个充满激情而又莽撞的小伙子，从通天河下来，由青海玉树进入滇川山区，不顾山高谷深，峰回路转，穿越云南西北高原，与澜沧江、怒江并肩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匆匆穿行。

　　到达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后，调头折北而上，形成罕见的“V”字形，这就是世界著名的“长江第一湾”。

　　继而，滔滔江水突破崇山峻岭的重重阻拦，劈开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越过世界著名大峡谷——虎跳峡，一路南北穿行，跌跌撞撞，狂奔而下，至滇川交界之处、云南省最东北的“鸡冠”顶端，长江的流向突然发生了改变。

　　小伙子由南向北折身陡转，呈“U”字形，来了个180度的大回旋，然后，扭身东转，一路奔去，形成“长江东转”的世界奇观。

　　于是，就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 “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

　　就在长江东转的“U”字形“拐点”，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小城，叫绥江。

　　如果从通天河算起，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绥江恰好坐落在它1/2的地方，而这里又恰好是“长江东转”之处。

　　小伙子路经绥江时，绥江的大汶溪、小汶溪像一对小家碧玉的亲姊妹，清灵灵地从乌蒙大山的深处款款走来，绕着绥江的云梯山，一见钟情地投进小伙子的怀抱。

　　小伙子并没有陶醉于姑娘的投怀送抱而放慢脚步，依然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在越过位于云南水富县的西部大峡谷之后，似乎与岷江是一对天作之合的恋人，早已有约，它们在四川宜宾牵手相欢，拥抱在一起，汇入长江。

　　不是汇入了长江，准确地说，应该是孕育了长江，正是有了金沙江与岷江的交欢才有了长江。然后，一路高歌东去，越三峡，入大海，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长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

　　绥江，也许她出生的岁月命运多舛，也许她秀美得玲珑可爱，也许她的成长坎坷艰辛，在“U”形的拐点处，她被伟大的母亲河紧紧地搂抱在怀中。

　　虽然，她与沿江的大城市无法PK，但却是一个很特别的古城。如今，这座古城已被高峡平湖淹没于江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秀丽新城，在云梯山的二半山上神奇地崛起。

　　当地的一位诗人如是曰：

　　沉下一个河蚌，

　　浮起一颗珍珠。

　　……

　　这颗蜗居在江峡深处的“珍珠”，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发育史。

　　绥江，早期称为副官村，即现在的绥江县城中城镇，隶属于云南昭通府永善县。“副官村”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清雍正时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中，但副官村的历史从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王胜被授平夷长官司副长官时就开始了。

　　花县分符设副官，

　　前横金水后层峦；

　　天生几曲汶溪水，

　　左右平分壮大观。

　　绥江历史上的文人刘伯墉先生的诗句，描述了副官村的由来和迷人的景色，把依山傍水的俏丽江城活脱脱展现在人们眼前。

　　绥江，诞生在辛亥革命的前夜。谁也不会想到，她的名字会与一个末代皇帝的命运息息相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清乾隆元年(1736年)，永善县副官村升格为永善之分防即副官村分县，与正县永善半独立分治，却始终没有正儿八经的名分。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一个世纪又七十个春秋，副官村分县才赢得一次名正言顺的机遇。

　　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萧瑟的秋风似乎预示着大清封建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天内相继去世。半月后，立溥仪为皇帝。溥仪还是一个3岁的小顽童，哪能执掌得了泱泱大清帝国？何况清王朝已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于是，由皇太后隆裕和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临朝摄政。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宣统。载沣忙于应付外患，内务朝政由隆裕皇太后辅佐小皇帝打理。

　　1909年，即宣统元年。一日，小皇帝上朝理政，通政史呈上云南昭通府的奏折，禀报曰，云南昭通府欲将副官分县试办正县，其命名“靖江”，经审核发现，“靖江”二字与江苏之靖江县同名，有碍例制，着改为“绥江”县，祈请皇上御旨。

　　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两地名撞车不足为怪。年幼的皇帝哪里知道这些？

　　“这等事自有通政司酌处，何须启奏？”代行皇权的隆裕皇太后认为是区区小事，有些不耐烦了。

　　岂知，设立正县乃行政区划调整，须经朝廷审批。至今，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也要国务院批准，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制律。

　　深谙皇权之道的隆裕皇太后哪能不懂得这些？只是面对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没有了这等心思。

　　“此地乃长江东转之犄角，地势奇险。自古为茶马古道横越金沙江之要冲，贯通云贵巴蜀之咽喉，历代为兵家扼控之要塞。”通政史遂将此地对于皇家的重要性如实禀报，曰，“且盛产两物皆为皇家所必用。其一桢楠木，为历代皇家建造宫殿亭楼之栋梁；其二当地所产‘朱提银’自乾隆年间始为皇家造币之材。此地‘铜川码头’处于长江航运之巅，溯江而上，遍布险滩急流，不可行舟；沿江而下，可达东海。其‘朱提银’铜锭、桢楠木皆由长江水运经扬州进入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城。启禀皇上，此地不可小觑呀！”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与皇家有关，只是在朝廷议政的郑重场合，通政史拿不到桌面上。这是绥江独有的一种特产，香甜味美，具有养颜减肥、益寿延年的神奇功效和魔力，因其外形如观音手上的玉瓶，被称为“瓶芋”。又因为它是老佛爷爱食的贡品，绥江人又叫它“品芋”。

　　宫廷大臣们虽然说不出口，绥江人却津津乐道，喜欢炫耀。如今，已成为绥江人舌尖上的骄傲和最爱。

　　绥江人滨水而居，又被裹在乌蒙大山的怀抱里，千百年来，一代代繁衍生息，精心打造着自己的家园，靠的就是金沙、乌蒙的慷慨馈赠和独特资源。

　　云南盛产的优质物品成为贡品的远不止这些，备受皇家青睐的还有普洱茶，那时，绥江虽不是产茶之地，却是瑞贡进京的必经之地。

　　在古老的年轮里，它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一座闻名的驿站，是由滇入川的必经之路。300年前，云南的普洱茶都要由马帮驮载奉诏进京，贡献皇家。通政史所言绥江“自古为茶马古道横越金江之要冲”即源于此说。

　　为了再现300年前云南普洱茶奉诏进京、享誉京华的历史盛事，2005年，云南人策划了云南马帮“瑞贡京城”的活动。一支由120匹骡马、43位赶马人组成的云南大马帮于5月1日从普洱县城出发，6月25日到达绥江县，休整3天。

　　临行这天，绥江人在金沙江边为马帮设坛把酒，祭天拜地，举行了隆重而古老的出滇仪式。马锅头是藏族妇女格达娜，也是马帮中惟一的女性，她将绥江人敬献的祭酒一饮而尽，接过绥江人用红布包裹的浸着烈酒的一捧红土揣进怀里，带着云南人情系故土、心向祖国首都的情怀，率领浩浩荡荡的马帮跨过金沙江，北上京城。

　　他们以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云南精神，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毅力和粗犷豪放的气派，一路艰辛一路歌，续写了茶马古道上的壮丽诗篇，也谱写了我国民族文化、茶文化的新篇章。

　　这是说的当下，但在当时，对于通政史禀报的情况，深居皇宫、养尊处优的隆裕皇太后未必清楚。

　　对此，后来的绥江人却进行过认真的求证。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赵旭良和职业中学的教师锺旭波是当地的两位史学专家，他们对此有过专门的考证。

　　10年前，他们曾到北京故宫考察过那些巨大的横梁顶柱，根据皇家文献记载，确为绥江所产的桢楠木。他们还在琉璃厂的后院里看到过两棵巨大的桢楠木圆木树干，上面写有“马湖府”(绥江境内)字样，现已成为故宫文物被保护起来。

　　至于清朝发行的铜币“乾隆通宝”来自绥江矿产铜锭所铸，却有一段悲壮的历史。

　　乾隆四十年(1775年)，装载进京铜锭之船，沿金沙江水道而下，途经副官村分县江段桧溪大汉漕滩时不幸翻沉，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京铜事件”。

　　那还得了？副官分县铜矿盛产的优质铜锭是皇家造币的原料。朝廷龙颜大怒，责成副官分县的老百姓分摊赔付。本来，生活在大山僻壤的老百姓已很艰难，哪有能力赔付得起皇家千金之贵？朝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据《绥江县志》记载，第17任县丞朱朴因“打捞拖累，无力赔偿，投江自尽”。

　　至今在绥江，人们大都晓得朱朴这条汉子，敢于担当，以死抗争，是一个充满悲情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装载京铜的那条沉没的货船，很少有人晓得，因为“京铜事件”，一个当地的航运家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段无人知晓的悲壮史，却被尘封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朝中达贵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地方官吏们不得不想个馊主意。出事的地点原来就是永善县所辖，即议定将副官分县所辖桧溪十地改由正县永善所属，沉船所失，由永善县代赔。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云南省宪章将桧溪十地划归正县永善，永善连连喊冤，屡屡上奏。

　　大概是道台、知府为了安抚永善，又和了个稀泥，称此后桧溪江段所发生沉船事故与副官村分县无关，但已损失之京铜折合1180两仍责令副官分县赔偿，又把球踢了回来。

　　副官分县既失地又赔款，叫苦不迭，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副官分县的官绅们咽不下这口气，不断呈文上奏，既然如此，要求省宪将桧溪十地划回副官分县，独立设县。

　　但是，官司打了多年，球踢来踢去，“案牍盈尺”，桧溪则因“不能照案划归副官分县”，无从升格置县。

　　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划界委员修民传，曾任副官分县第89任县丞，为解决此争，“行至永城，坠马伤足，不能踏勘”。知县熊祖熙接报后只身赴永善，竟被“永绅以全力包围”，只得“以各仍管辖签押”。此案再度悬置。

　　副官村怎么就成了后娘养的？天高皇帝远，何处是苍天啊？老百姓发出哀叹。

　　副官村的臣民在被边缘化了的生命线上苦苦挣扎。

　　苦难的副官村虽然处境弱势，乡党绅士们却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决心借这次大清王朝换代更主之机，争得个正县名分。昭通府也想借皇帝御旨为副官村分县升格正名，了结纷争。所以，就有了将副官村分县独设为“靖江县”的奏文。

　　辅佐小皇帝的隆裕皇太后不晓得这些背景，但闻通政史所奏，抬眼望望太和殿的雕梁画栋，想想后宫的舞榭歌台、满仓金银铜币，还有跟老佛爷分享的“品芋”，方感这个小小的地方为皇家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贡献。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皇帝也是如此。大清帝国，纵横千里，芸芸百官，何妨多一个区区县衙？隆裕皇太后心软了，问道：

　　“何故取‘绥’之意？”

　　户部尚书禀报：《康熙大字典》释，“绥”字由“系”与“妥”组成，系者丝也，绳索也；妥表妥当，平安。两者合二为一，则是，有了绳索，人就稳妥了。因此，副官分县人以“绥江”二字命名，就是“用一根绳索将咆哮奔腾的金沙江系住，意为造福子民也”。

　　闻此，满朝文武发出一阵轻笑。细细一品，此解倒是十分形象。

　　而昭通府奏折意表为：《广雅》有解，绥，舒也。绥者，安之舒也。因此，绥江，便是指狂野不驯的金沙江流到副官村就立即变得平缓而温顺了。

　　此解丰富了内涵。

　　这时，吏部侍郎上前曰：“启禀皇上，《论语·子张》中亦有‘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之说，取‘绥’之意，表明我大清新主望副官村分县臣民能够安定生活，以达‘绥民’之愿。”

　　吏部侍郎毕竟是个老夫子，其解不仅深刻，而且正合隆裕皇太后的心意。看来，取“绥江”之名，恰如其分，再好不过了。隆裕皇太后即刻表态：“准奏。”

　　百折不挠的绥江人，矢志不渝，坚韧不拔，终于修成正果。虽说，由副官改分县再设正县的历程坎坷曲折，经历了百年的漫长岁月，绥江人毕竟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奋发图强的历史机遇。

　　于是，一道钦笔御旨发往绥江。尽管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有着“绥”如此美好的愿望，但革命的意志却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期冀为转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股空前的民主化浪潮席卷神州。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波澜四起了。

　　1911年，当副官村分县正式命名挂牌设置为绥江县时，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已经爆发。

　　绥江，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历史云烟中诞生的。

　　“封库令”激波

　　在历史云烟中诞生的绥江，也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苦难中成长。

　　1950年7月19日，绥江解放，绥江人才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绥江张开了腾飞的翅膀，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全面推进。

　　绥江真正繁华起来，是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它被称为金沙江上的“小香港”。

　　其实，“小香港”的出路并不多，除了20世纪80年代沿着那条古老的茶马古道开辟的213国道之外，就是金沙江这条黄金水道了。

　　轮回，总是历史变迁的一种格局。到了90年代，外部世界的精彩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绥江人坐不住了，他们要追赶时代的脚步。

　　沿着唐代先人们在金沙江边刀刻斧凿留下的“五尺道”，修筑了一条四级公路，开始建烟厂、修电站。从此，绥江人的生活才有了现代化的节奏。也是从此，金沙江“黄金水道”淡出了它的辉煌。金沙江上的“走水”人——航运从业者不免有了失落感，他们在寻找自己情感世界里的寄托，甚至此后不久，他们连寻找寄托的依据都不存在了。

　　“20世纪90年代，绥江县开始牛起来，县财政收入在云南省一度名列前茅，成为兄弟县市羡慕的‘小财主’。”原县人大主任刘明清回味起那时，仍然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绥江人牛，靠的是一个烟厂。县财政每年有8000万的进账，烟厂的利税就占了90%，在昭通市位居第一，在云南自然是数得上的。按照人均来算，相当于沿海发达省份的一流县区。曾几何时，绥江人衣食无忧，悠闲自得，日子过得油亮亮的。

　　可是，市场风水轮流转。2000年，绥江卷烟厂遭遇国家烤烟、卷烟“两烟双控”政策性关闭。随之，绥江的地方财政收入一落千丈，下降到1029万元。绥江从一个“小财主”沦落为“贫雇农”，日子捉襟见肘不说，几百名职工下岗找不到饭吃，一时成为绥江止不住的阵痛。

　　用县委书记卢云峰的话说：“过去坐三轮的现在蹬三轮了，过去吃烧烤的现在卖烧烤了，过去穿皮鞋的现在擦皮鞋了。”

　　绥江的日子怎么过？绥江的出路在哪里？从不认输的绥江人自我拷问。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成为绥江人走出困境的生命线。

　　绥江人明白，坐落在乌蒙大山深处，仅靠遍布急流险滩的金沙江航运和江边一条破损不堪的四级公路与外界相连，难以吸引外部投资，且缺少工业资源的绥江，要想发展工业企业，比登天还难。

　　绥江人不仅有着大山的豪迈与坚韧，还有着金沙江的执著与倔强。他们无法拒绝市场大潮的浸淫，渴望自己也能在闭锁的江峡里施展一番拳脚。

　　绥江人记住了邓小平的那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绥江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干什么？怎么干？县里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分头带领工作组，深入山区乡村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个专题报告。最后确立了“依托自然优势，增粮、强畜，兴竹、上茶，发展魔芋”的新思路。从基础产业开始，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特别是竹子的大力种植，几年就发展到20万亩，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山地的水土资源，同时，带动了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发展，县财政收入有了明显增长。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思路决定出路。这一新的发展思路，为破解绥江发展困局打开了希望之门，注入了动力与活力。绥江人又瞄准了新的目标，扬鞭奋蹄。

　　“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县财政收入近两亿元，增长了20倍，这与当时我们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分不开的。”刘明清肯定地说。

　　2003年初，绥江县四套班子换届之后，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县、湖滨生态旅游县、文明幸福小康县”的“三县”宏伟目标。

　　奋斗目标就是凝聚力量的旗帜。旗帜就是前进的方向。正当绥江人朝着“三县”目标迈进，决心以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迎接绥江的百年之庆时，绥江人做梦也没想到，迎接绥江的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迁。

　　——“封库令”从天而降。

　　2003年2月1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水库移民搬迁及安置区内停止基本建设控制人口增长的通知》，绥江海拔381米以下区域和滑坡坍岸范围内，包括城镇、村庄，停止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不得进行任何基本建设和产业开发，从严控制非淹没区人口迁入淹没区。

　　这意味着在绥江761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受到严格限制，包括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县城新区等各项建设随之叫停。

　　这就是被人们所称的“封库令”，它标志着我国长江三峡水电枢纽蓄水发电后，上游金沙江水电能源开发战略正式拉开了大幕。

　　国家开发金沙江、建设向家坝水电站的消息不胫而走。绥江人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也对未来的生活满怀着美好的向往与期待。

　　2003年2月27日，三峡库区三、四期移民搬迁工作全面启动，全国25个省、市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三峡百万移民。

　　当时，我的家乡山东济宁市就接收安置了四户来自三峡的移民。那天，我带着市直新闻单位的记者随同迎接移民兄弟的各级领导和锣鼓乐队，来到市郊任城区的移民安置点采访报道。

　　移民兄弟走进盖有两层楼的院子里，看到生活设施、生产用具一应俱全，激动得热泪盈眶，直说：“好好好，没的说，没的说。”

　　村干部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忙里忙外，帮他们安顿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孔孟之乡的热情，顿时将他们离别故土的惆怅和对新家的陌生感融化了。

　　绥江虽然还没移民，绥江人已对移民羡慕不已了，他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封库令”下达后，绥江县和各镇立刻成立了移民工作机构，但是干部群众对移民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内容、程序并不了解，对这个“世界性的难题”难在哪里、难度究竟有多大，更是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然而，“封库令”一下达，移民工作进入流程，开始上线。绥江人的兴奋点很快变成了社会焦点，各种始料不及的矛盾和纠结接踵而至，随之凸显，甚至是痛苦的抉择和精神世界的“紊乱”。

　　这天，刘老汉的母亲病故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传统，自然要到家族的林地安葬，却被正在库区打桩定界的三峡公司、中南院的工程技术人员拦住了。老林地在水库淹没区，怎能修坟墓、安葬故人？

　　刘老汉闹到了县政府。后经民政部门协商，在玉峰山公墓划了一块墓地，安葬了老人，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可是，结婚娶媳妇的喜事也遇到了麻烦。

　　凤凰社区的老黄为儿子定了一门亲事，要在院坝里为儿子盖新房结婚，被移民部门制止，并把“封库令”贴在了院坝的墙壁上。

　　“你们不让在院子里盖，总得给我找个地方，我儿子要结婚成家啊！”

　　整个城区都是淹没区，到哪儿找地方？有人拿老黄寻开心：“上云梯山嘛，那儿有七仙女。”

　　“去去去，你个‘塞炮眼的’。说不准哪天，你和婆娘住到岩上晒腚沟子去。”老黄急得搓手搓脚，可县里也一时没招。

　　不久，绥江人才回过味来。新房不能盖了，厂子不能建了，果树不能栽了，连爹娘死了也不能到老坟地埋了，绥江人的脸色变了，这才知道移民不是那么好当的。

　　有人沉不住气了，骂骂咧咧来到县政府，质问有关部门，你们是干啥子的？甚至有人把打油诗小字报贴在了政府大门口：

　　老子当移民，为国做贡献；

　　日子不好过，你们管不管？

　　其实，绥江的领导干部们哪能不管啊！他们更是着急。决策层面临的不单是老百姓遇到的日常生活问题，更是绥江的未来命运和长远发展建设。

　　“我们是老牛掉进枯井里，有力没处使。”刘明清形容那时的情景，“军令如山，莫得法，这是国家行动。我们绥江人要服从国家，服从大局。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长远看，这是绥江的一次机遇，我们不怕，将来老百姓一定会有好日子过。但是眼前的许多坎，我们必须想法迈过去，这需要一个过程。确实难呀！其实，绥江面临的困惑远远不止老百姓感受到的这些。”

　　21世纪的中国，改革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各地争先恐后，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比、学、赶、超浪潮此起彼伏，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均以两位数的速度持续跃升。中国GDP相继超越了德国、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在这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中，绥江的发展突然停摆，“封库令”让她来了个急刹车。干部们知道绥江撞上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是一次“大拆迁”，但终止的在建项目和正在发展的产业却无所适从。

　　绥江水泥厂刚刚完成改制，被浙江一位傅老板买断，通过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恢复了年产8万吨的生产能力，并且与县政府签订了扩大到60万吨生产能力的协议，建成昭通市最大的水泥企业，但是这个项目不得不搁浅。而招商引进的竹编工艺、茶叶和魔芋深加工等一系列农林产业开发项目也不得不暂停。

　　绥江，一时陷入了困境。

　　绥江人——迎接他们的，将是“世界级难题”的巨大挑战……

　　　　(摘自《生命线上的奇迹》，王鸿鹏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