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文淡而有味 人淡泊名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文艺家要热爱人民，特别提到了河北作家贾大山。这不只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早年与他有交往、有交情，还因为贾大山确实在为文与为人两个方面，有自己的操守，自己的特点：这就是长期置身于生活的热土，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他的为文与为人是相统一的，那就是植根生活，情系人民。

　　阅读了新出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获益甚多，也感慨良多。这部上下两卷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除去前边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和后边的“附录”部分，共约56万字，这便是贾大山从1971年至1996年这25年间创作的全部作品。因为创作态度的异常严肃与格外严谨，贾大山轻易不下笔，轻易不发表，因而在同代作家里，他的作品数量明显偏少，甚至可能是数量最少的一个。

　　贾大山的为文与为人，给我印象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淡”，一个是作品的“淡而有味”，一个是做人的“淡泊名利”。两“淡”见出真性情，两“淡”也含有深意蕴。

　　“淡而有味”是贾大山作品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他的笔下，多是寻常百姓人家的细琐故事，日常生活涓流的微小浪花，可以说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波澜、小插曲。但因为他深谙人物的内在心理，熟悉人物的微妙关系，小人物却性情互见，栩栩如生，人性亮点自然显露，因而别有意味，饶有趣味，读来引人入胜，读后耐人寻味。

　　比如，他的短篇小说《花市》，就写了一个在集市卖花的乡下姑娘，先遇到一个黑黑瘦瘦的乡下老头，又遇到一个盛气凌人的年轻干部，两个人都想买姑娘的令箭荷花，乡下老头出到12块，年轻干部加到13块，老头又加1块后，干部又出到15块。两人相持不下之时，姑娘却意外地把花卖给了老头，并且只要了10块钱。在这一看似蹊跷的买卖中，既写出了乡下姑娘讲利更讲义的内心准则，又写出了乡下老头在生活改善之后的审美需求，还写出了年轻干部毫不掩饰的自负与跋扈。一桩小小的“花事”，就如此这般地折射出当事三人的不同性情与各自心事，看似平淡，但淡里有浓，似乎平常，又平中见奇。

　　贾大山在“梦庄纪事”系列里所收入的《花生》《干姐》《写对子》等短篇小说，也大致都是这样：以乡间故土为生活舞台，以邻里乡亲为描写对象，写他们的小遭际与小故事，小忧烦与小欢乐。开读作品，一群小人物便扑面而来，跃然纸上；掩卷之后，他们的喜怒哀乐仍挥之不去，长留心头。这样的作品，称得上是以小见大，尺幅万里。把这些作品连缀起来看，就是一轴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市井万相图。

　　作为作家的贾大山为何写得不多，作品较少？这可在他的一些创作谈文章中找到个中端倪。他在《我的简历》里说到：“我只想在我熟悉的土地上，寻找一种天籁之声，自然情趣，以娱乐读者，充实自己。”又在《多写一些，写好一些》里说：“我们给农民写作，应该像他们交公粮那样，拿最好的。”没有找到“天籁之声，自然情趣”，决不硬写；自己觉得够不上“最好的”，绝不出手。因为师法自然，所以惜墨如金；因为高看读者，所以严以律己。这就是贾大山作品数量无多的内因所在。而这种近乎严苛的创作态度，与那些制造大量参差不齐的作品的作家比起来，是何等的让人纫佩，令人敬重。我们实在应该学习贾大山，慎于下笔，本色为文，最好做到像他那样，以精致的作品“愉悦读者”，而不是以良莠不齐的写作，挑战人们的阅读耐性，甚至以量多质差的粗糙制作，给市场添乱，给读者添堵。

　　淡泊名利，是贾大山为人处世的根本操守。这与他在写作上的不求闻达，只求愉悦读者，是一脉相承，桴鼓相应的。因而，他的为文与为人，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他以扎根基层生活为荣，以娱乐农民文友为乐，这种既把自己有意地混同于老百姓，又甘当隐身市井的写作者的姿态，使其身份、立场等都具有明显的多重性，乃至模糊性、混合性。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公家人与民间人，专业性与业余性等，很难简单地界定与认定。他既把它们之间的差距弥合了，又把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还把它们之间的联系打通了。

　　从习近平总书记《忆大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贾大山是经过反复动员之后，才出任县文化局局长的。但他一旦当了局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娱场馆的修建、文物古迹的保护等紧要工作中。他在意的，不是当官，而是做事。这种有可能获取名利时的不争名、不争利，有机会得到职权时的不争官、不争位的选择与做法，无论从文学界看，还是从社会上看，都为数不多，较为罕见。

　　重读贾大山，给人的教益与启迪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他的为文，还是他的为人，他的低调与淡泊，他的本色与本分，都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稀缺的。正因为难得一见，弥足珍贵，我们怀念他、追忆他，并以他为镜子，来反观自己，反躬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