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小品 正气散文——读评《卖糖时节忆吹箫》

　　既是学术小品，又是正气散文，是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的散文集《卖糖时节忆吹箫》区别于其他散文名家作品的显著特色。

　　小品文，是鲁迅喜爱并经常使用的一种散文样式。他说过：“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小品文是多种多样的，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幽默小品、科学小品等等。王春瑜的《卖糖时节忆吹箫》中许多小品文，我称之为学术小品，它们既有战斗性，又有书卷气，历史感与现实感交融，罕见史料与存史价值同在。譬如说《阿Q的祖先》，它是针砭时弊的：“直至今日，某些国人的血液中，仍然流动着阿Q家族的血液。”但它却从阿Q的祖先谈起。明朝初期，有个儒生孙潼，抄了一本千字文，请巡抚大人进呈朝廷。没有想到，宣德皇帝看后，却下了一道圣旨：“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这条“最高指示”下达，对孙潼的打击应该说是很大的，但孙潼却把圣旨当作资本，照样给别人写“粗俗”的字，还署名“钦命再习小楷孙潼”。“这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心态，是多么的可笑而又可悲，岂非阿Q的先考之一？”还有一位江南文人吴英，依附某大佬，某大佬得罪，他也“以党被逮”，发配到广西，后被赦回。此人竟将发配广西视为无上光荣的政治资本，写字时“自署纸尾曰：钦调广西人吴英”，这是阿Q的又一祖先。此外如长洲人刘棨、南京人陈镐，也都阿Q气十足，可见阿Q精神由来已久。王春瑜写“阿Q的祖先”，旨在揭示：我国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源远流长，要彻底克服、扫除阿Q精神，得花大力气。该文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都是很强的。但此文写来从容不迫，书香满纸，读时趣意盎然，读后又不觉悚然而悟：我们必须和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作斗争。《读茉莉花》则是发扬我国国民性中的正能量的。该文对茉莉花和扬州民歌《茉莉花》、东北民歌《茉莉花》一一作了学术性较强的考证，说明“茉莉本来是舶来品，原产波斯，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国人千百年的培育，茉莉几乎遍布神州大地”。《茉莉花》民歌经作曲家改编后，更成了国际名歌。“《茉莉花》之所以历唱不衰，也是千百年来民歌《茉莉花》的结晶。”王春瑜写此篇小品文，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他的画龙点晴之笔在于：“好花无国界，只要国策能开放，自有名花传进来，并在神州大地上繁衍，为万花竞放的中国文化，增添异彩。啊，好一朵茉莉花！”历史感和现实感，仍然强烈。《卖糖时节忆吹箫》中还有不少小品文，除了发挥“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外，因其与学术性相结合，是学术小品，所以文中的罕见史料，还有存史价值。我们从《怪哉弼马温》得知，《西游记》里孙悟空被玉皇大帝愚弄性地封为“弼马温”，并非作家吴承恩信口开言，“‘弼马温’不过是辟马瘟的谐音而已。”原来，《马经》中有言：“马厩蓄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葵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讲的是母猴每月来的月经，流到马的草料上，马吃了就可以辟(同“避”)马瘟。这是一则罕见的史料，凡阅读过《西游记》的读者不可不知；“历来研究、注释《西游记》的学者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该书首篇《卖糖时节忆吹箫》对卖糖吹箫的考证，“可见箫在古代很流行，并为卖糖时所乐用。”但到清初，“卖糖是敲锣而不是吹箫。”而“家乡卖糖人吹的是箫，真是步古人余韵，断而相续，‘礼失而求诸野’，幸何如也。”此外，《望月楼随笔》中对“浪里白条”中的“白条”，“即盐城人所说的白条鱼”的考证：白条鱼在水中颇活跃，穿来穿去，游速甚快，“故‘浪里白条’，不过是形容张顺在水中如白条鱼，功夫甚佳而已。”《坑厕与文化杂谈》对历史上坑厕文化的考证与研究，揭示“坑厕既然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草鞋情思》中对“靸鞵”、“秦始皇二年，用蒲制鞋”、宋代“草鞋异化”、元代“公人出差时，索要草鞋钱”的辨证，不只史料罕见，简直是一篇中国草鞋简史。“区区草鞋，一双不值几文钱，但从文化史的角度观察，它的内容却是颇为丰富多彩的。”这些小品文，“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岂可等闲视之。

　　小品文如一味追求“雍容，漂亮，缜密”，如鲁迅所说的，会成为“小摆设”。虽说小摆设也有小摆设的闲适用处，但王春瑜写小品文，却不愿成为小摆设，他在《卖糖时节忆吹箫》里的多篇小品文中批“左”、反腐、赞扬“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便是正气散文的生动表现。

　　《穷证》写“大跃进”、“共产风”，把国家搞穷了，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基本的生活资料和日常用品，都得凭证才能买到。王春瑜称这些票证“都是穷证”。“回首票证浑是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他说，“穷证”是“极左年代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是左的路线、乌托邦空想把国家、百姓搞穷的物证。”文末，他呼喊：“别了，票证。但愿永远不会卷土重来。”以“穷证”批“左”，代民立言，称得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无奈的笑话》揭露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极左。知名作家、学者施蛰存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也被赶到干校劳动。此时他已年逾古稀，老人又能劳动什么呢？头头便让他保管工具。老人闲不住，学着磨镰刀，可一位老左鼻子里哼了一声，轻蔑地说：“第三种人，老右派正磨刀霍霍呢！”这真是从何说起。以上两文的反“左”倾向流露在字里行间。

　　反腐，更是该书的明显倾向。在《钟馗三题》《春灯儿女对良宵》里，王春瑜以锺馗在阴间发财的故事，矛头直指时下的某些大款、大腕和贪官。面对歪风邪气，王春瑜坚持批判，正气浩然！

　　书中，他对“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一贯予以拥护和歌颂：梁启超、陈守实、汪道涵、陈学霖、黄永厚、黄宗江、戴文葆等知名人士，以及名不见经传但确实值得歌颂的过校元、王荫等女士、先生们，或因其苦干实干，或因其拼命硬干，或因其为民请命，或因其一生奉献，王春瑜都以隽永、疏朗、明白、晓畅的文字为之揄扬，为之立传。如果说，他批“左”、反腐是“激浊”；那么，他歌颂这些人物，便是“扬清”，两者相辅相成，唱出了一支正气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