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短篇小说：土地·反腐·青年

　　新观察·年度综述

　　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一方土地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

　　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说一贯以现实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心，为廉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平稳中见变化，在有序中见发展。一些中青年作家展示了雄厚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徐贵祥的《对峙》、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马原的《湾格花原历险记》、叶兆言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鲁敏的《徐记鸭往事》、陈武的《支前》、王妹英的《十一种光》等中篇小说在题材上、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总体看来，2014年的创作有以下特点值得关注。

　　土地：为百姓和乡亲们立传

　　土地曾经是中国作家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曾经是中国作家的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城乡生活的差异在消减，中国与外国的日常生活也渐渐趋同，寻求差异、谋求异质，有赖于文学创作者发挥主体能动作用，这是作家的一个开拓性课题。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如何保留“中国文学”的特质，吁求于文学的中国化，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今天，重提“土地”，是重申一方土地和那里的人的紧密联系。土地里面有亲人的骨殖，有先辈的血液和汗水，镌刻着中国人的深沉记忆。在这个资讯发达、社会开放、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众声喧哗，知识分子心游八极并不难，而懂得归来并秉持对自然、故乡、人民充满热爱的创作情怀更为难能可贵。

　　满含“土地情结”的小说深植于中国的土壤，弥散着地方特色，在作品中灌注来自吾乡吾土的异质，表达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坚忍顽强、生生不息，其现代意识、生命意识真正是有根有韵，生机沛然。虽然中国的小说历史和农业国的历史不可分割，乡土小说对农业文明而言流风遗韵不息，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再加上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渐渐远离了乡土，优秀乡土小说的数量在减少，以至于有学者感叹乡土小说的溃败乃至终结。

　　2014年，乡土小说虽然大致陷入对乡土的回忆，但依旧是“中国小说”版图中应引人注目的赫然风景。新秀马金莲和老作家叶广芩、曹乃谦的乡土作品，蓬勃如野草，高贵如雪莲。他们塑造了可爱的中国妇女、儿童形象。无论是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还是叶广芩的《太阳宫》，抑或曹乃谦的《初小九题》，作品中的妇女和儿童无论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还是底层农村，面对多年前的贫穷、苦难、困厄，风剑霜刀未改回忆性叙事中人物的可爱。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作家记录了地方性的风土人情，他们的叙述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依靠平和、自然、质朴、客观、简练的风格，选用甘肃腔、京腔，以及山西“莜面味”的语调，吸引了大批拥趸。

　　现当代的作品内，让人觉得可爱的人物少。可爱的小说人物形象有一种清洁的品质，持守着本真本性，人们极容易通过作品获得情感和道德的认同、心灵的安详。尤其困厄小说背景下可爱的人儿，如同冰山上开出的雪莲花，涤荡心灵的污垢。作家内心柔软、细腻，在他们笔下，读者可以看见人心和情感的风吹草动。真善美隐藏在平凡的每一个人身上，如发暄的土地，是创作者写作的立足基础。选择近乎“细草”的作品风貌，书写凡人琐细，并非作家心中没有“大树”， 这只是一种对美学原则的取舍。马金莲、叶广芩、曹乃谦选择细弱、平易、家常，没有选择伟岸、强健、宏大的风格。他们坚持书写平凡人物的善良，坚持书写人民生命中从未消失的美德，像棉花一样温暖人心。

　　季栋梁、李亚、曹永的乡土小说像土地一样厚重。季栋梁的《黑夜长于白天》是乡村版的《风景》，作品在展现西北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原生态方面生动真切，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熟稔，黄土地上的悲催人生过往，既艰辛又粗粝，而妇女的昔日生活更加凄惨卑微。作家写出了两代女性的悲苦欢欣和她们抗争命运的坚韧和智慧，也书写了两代女性的内心苦难和延绵浩荡的恩、情、义，发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强音。和以往的苦难叙事作品不同，这篇小说写外部的苦难是幌子，重视人物由深情厚谊产生的内心之难是实体。或许是因为面对宁夏的戈壁荒漠，季栋梁笔下生存的直接和粗暴代替了方方作品中的诗意和女性的伤感，但《黑夜长于白天》中人民朴素的情感让小说厚实沉稳，大有气象。

　　李亚的《自行车》通过演绎自行车在李庄的历史，恢复时代推进中的村庄，活现时光中的诸多面孔及少年的成长史。这部小说没有专注于表现作家对世事变迁的态度，而是专注于还原人物和情感，塑造李庄群像，也为李庄建立秩序。这个虚构的李庄曾多次出现在李亚的小说之中，李亚的写作具有精神还乡的意义，他在《自行车》中投入了浓烈如酒一样的乡愁，雄浑庄重，但饮下这杯乡情的酒，他是如此开怀，神气活现，叙事带着微醺的欢畅。

　　曹永的《捕蛇师》是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也是物欲冲击下人性异化的警钟。其歌徘徊、其声震荡，具有延宕不绝的冲击力。《捕蛇师》中象征农业文明的神异方术，呼风唤雨，逢山开路，能招蛇救人，但其拥有者生活窘困。曹永笔下路不拾遗，插草标以指示野树、游鱼先到者先得的山中村庄，正处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中。老父亲拥有神奇的捕蛇术，但他不以此营生，他相信蛇有灵性，而被城市文明熏陶出来却不被城市接纳的儿子，却将捕蛇作为敛财致富的方式，两代人的差异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最终技毁人亡。

　　此外，孙家正的《老人与树》、吴克敬的《岁岁喜鹊》不约而同地写了“大树进城”现象，这一现象大约是我们这个农业国栽培史中的新页，他们对从农村、乡野移栽大树到城市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冯俊科的《雅雀无声》写的是科技带来的土地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他笔下的乡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陈仓《空麻雀》中的乡村失去了活力，而留守的女儿正为漂泊城市的父亲担忧；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对乡土的描绘犹如一幅画，跃然纸上。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情感是一方土地对作家的神奇赐予，而这样的小说也具有保土护壤的功能。这些作家写出了具有“原产地保护”标识的作品，坚持美学判断、情感判断，对生养他们的土地、亲朋乡党充满感情，以写作报答大地的养育恩情，为可爱的人民立传。

　　反腐：描摹风暴下的众生相

　　文学“染乎世情”，与现实共振，2014年的反腐风暴席卷神州大地，2014年反腐小说比之以往更值得关注和研讨。反腐小说，一贯以现实主义传统、人道胸怀和批判精神为核心，为廉洁健康的政体鼓与呼。当然，以往的反腐小说常常停留在好人与坏人、好官与坏官的冲突层面，上升到复杂的人性拷问和心灵审视较少。

　　“反腐”小说和官场小说的巨大区别在于，官场小说在较低层面展示职场的技巧性甚至厚黑面，反腐小说不一定和所谓的“官场生活”紧密联系，即便联系紧密，也需要摆脱官场小说写作的流弊，创作者要有严肃的写作态度，写作中还需要去类型化，比如：区别于官场小说以情节为叙事结构核心的主流套路，去除小说中的介绍性、说明性文字，不以宣扬所谓的“官场潜规则”为作品的卖点——总之，让小说回到小说本身。

　　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写的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害怕突然被纪委“双规”，于是在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问，以期真正被审问时不因害怕而交代问题。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在事实面前自己无法抵赖，便希望退掉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老总们送来的巨款，然而，老总们要么不承认送过他钱，要么表示“打死也不会说”，非但如此还继续送给他钱。万一光锒铛入狱，但并没有他臆想中的审问，铁证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万一光之前显然受到了“老虎”、“苍蝇”纷纷被打的震慑，然而，他却继续收受贿赂，贪欲无边。小说告诫官员只有清正廉洁才会心安理得，万一光的模拟审问救不了自己，终是徒劳。这篇小说故事简单，但全部依靠生动传神的细节，塑造一个终日惶惶不安的贪官形象，凡一平把叙事艺术还给了小说。凡一平控诉、揭露贪腐之恶、弘扬正义，也在作品中灌注人文关怀。贪腐局长万一光能激起读者的痛恨，但作品同时能让读者同情欲望下扭曲的一个人。贪腐让万一光人格扭曲，惨不忍睹，他紧张、自虐，四处说谎、心存侥幸，十分可恨也十分可怜，惟有入狱才能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康。

　　杨少衡善于写当下的干部形象，也能写出官场生态的复杂性。2014年的《酒精测试》中，“反腐”是“我”的一种内心愿望。腐败在小说中首先表现为公款大吃大喝，“我”因“酒量不错”名声在外，不得不在接待中大量饮酒。“我”本不爱饮酒，这与“反腐”达成了一致，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出于腐败者自己的意愿。从喝酒这事上看，腐败于党、于国、于腐败者，都不是好事。然而，喝酒这件近乎受虐的事，“我”却不得不做。小说题为“酒精测试”，“测试”中自然有考验，不仅考验酒量，考验胃，而且还考验“我”是否听一把手的话。在接待一把手的朋友时，省委暗访组正在当地查公务接待，如果被暗访组查获，政治生命马上结束，如果我临酒退缩，就会“被边缘化”。一把手对“我”这个市委副书记的测试，其实是测试他在市里是否有绝对权力，测试“我”是否肯提着乌纱帽听他的指挥。这篇小说布局精巧，极尽暗示之能，预示着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曲折别致。

　　尤凤伟的《金山寺》写腐败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种：信仰的位移。共产党人的信仰应该是共产主义，但某些官员却求神拜佛，希望神灵保佑升官发财。小说中被“双规”的市委书记尚增人上任后，大家都觉得是宋宝琦帮他“上位”——集体将一个领导干部的升迁当做宋宝琦私人对尚增人的某种成全，公私不分，判断事物的立场大有问题。重感情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人民公仆需要的是大公无私的情怀。宋宝琦在尚增人被“双规”后十分紧张，马上清理尚增人送的礼物，发现没有现金，暗自庆幸未被牵连。然而，尚增人果然是送过宋宝琦一份“厚礼”：宋宝琦去金山寺烧香拜佛，一场法事的耗资竟然有10万元之巨，宋宝琦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等同于收受了尚增人叫人买单的这10万元，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宋宝琦提心吊胆，等待纪委的处理，然而，没有人敢得罪一方事主的佛，他的问题不了了之。尤凤伟的作品在行为和思想之间架设桥梁，在情节和人物之间寻求同构，小说暗含讽刺，透视人物的灵魂。

　　李治邦的《佛爷》仿佛取自现实生活的案例，将小偷反腐的故事进行艺术化处理，写出窃贼对人性的伤害和心灵毁灭。张一鸣的窃贼技巧可谓高超，但和贪官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作为社会高级窃贼的贪腐者，常务副市长董强三跋扈。张一鸣仗着自己偷窃手段高明，先后两次扒窃董强三。董强三知道是张一鸣扒窃了他，更要命的是，董强三行贿受贿的账本也被偷走。董强三必须抓住张一鸣，可是张一鸣已经将他行贿受贿的账本实名递交到了中纪委。借小偷来表现“反腐”，在小说界早就有先例，但在两个高级窃贼的争斗中所体现的意味则另有妙处。董强三将公权力私有化——公安局局长是他的人，不立案就抓人，明显是公权私用地抓住了张一鸣；张一鸣不可能将公权力私有化，但他可以借用公权力，向中纪委举报——打倒董强三和费局长。《佛爷》的故事，不是一个“盗亦有道”的正义故事，张一鸣举报董强三并不纯粹出于正义，而是带有江湖争强斗狠的意绪。董强三和费局长抓住张一鸣也不具将盗贼绳之以法的正义性。

　　邵丽的《第四十圈》确切地说是一篇深刻的“世情小说”，作品没有描摹公务员的腐败，而是写人民的疾苦、社会的病象，传达的是另一种“反腐”——反对社会腐败。良善弱小得不到保护，公平正义便无法张扬，作品直指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和社会风气恶化。小说中的事件关乎四条人命，诚如作家在小说中所言“事情的麻烦之处就在于，看起来谁都有责任，但是论到法律上，又都没有责任”。邵丽作品中的“反腐”，意味着全面净化社会风气。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公权力家族化后，仿佛权力是可以流通的家族财产，作品中派出所所长的妻舅便依靠裙带关系横行。这些官场生态的不健康、不正常，更说明反腐廉政任重而道远。

　　青年：“80后”的分化与不足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关注，于一爽、甫跃辉、文珍、周李立、朱个、蔡东、宋小词、王威廉、陈崇正、孙频、马小淘、张怡微、七色堇、郑小驴、陈幻、小昌等作家陆陆续续出现在一些刊物的头条或重要版面，一些以他们的身份设立的专辑也由刊物陆续推出。和十几年前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80后”新的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格局。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曾经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如今终于慢慢摆脱校园的气息。2014年，“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周李立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孙频、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城市的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的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马金莲的《绣鸳鸯》《口唤》、宋小词的《呐喊的尘埃》、曹永的《捕蛇师》，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80后”的方言、乡土写作承接前辈作家，但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乡土“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新一代“80后”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

　　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马金莲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郭珊的小说《思旧赋》中，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有张爱玲的民国腔。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马金莲生活在贫困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中，“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于一爽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又一个代表，她的《更衣》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发出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不有的《人面鱼》对人性的反思采用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孙频的《假面》、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的主人公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让人感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疑难，在种种疑难中开始进行反思。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世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相对于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文学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

　　当代小说发展到今天无疑在走向成熟，作家如何进一步向前扩展，是他们面临的考验。年轻的一代如此，已经成名的作家也面对更好地发展自己、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