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印记——张天翼创作历程漫谈

　　我们都只能生活在所生存的年代里，不能超越时空而存在，在生命的长河里荡漾着时代的波澜而踽踽独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印记。走进张天翼，也只有回到历史，回到张天翼的生命历程中，才能洞晓这位曾经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烙下深深印记的生命发展形态。从拟古的“小老头”到维新的“文学青年”，从追崇“象征主义”到回归“现实主义”，从讽刺幽默的戏谑美学追求到童话世真性情的真切向往，从治学前辈的思想精髓到扶植奖掖后人，他展翼翱翔近80个春秋的生命长宇，留下一道恢弘的生命印记。

　　蜕变：从“小老头”到文学新人

　　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生命形态。虽出生于破落望族，但父母都开明通达、注重新知，这对张天翼后来走上文学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较早地走向文学的峰巅，反而因为周遭旧文化的熏陶致使他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扮演了保守的“小老头”角色。

　　人是在相互模仿中长大的，张天翼也不列外。他模仿林琴南、反对新小说、不肯使用标点符号、讽刺自由恋爱。他自己也坦言是在林琴南和《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影响下开始创作道路的。在《礼拜六》《星期》《晶报》等杂志徜徉文坛时，张天翼无疑以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先知”而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他浸淫在鸳鸯蝴蝶的通俗之中，推崇滑稽和侦探小说，虽酷爱《福尔摩斯》但逃不出《礼拜六》的窠臼，追求消闲、趣味和感官刺激，致使在五四新旧两大阵营激烈的对垒中，他不是站在新青年的一面擂鼓呐喊，而是委身旧垒，成为捍卫传统思想的“小老头”。1922年7月8日《礼拜六》周刊发表张天翼小说《流星》，在小说中他比较集中地歪曲和抨击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鼓吹孝道、讽刺妇女解放，表现了守旧立场。

　　一滴墨水可以引起人们无数的遐思，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真正唤醒并改变张天翼的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让幼小的他窥见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小”。他开始意识到阿Q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集体的想象共同体，是其生存外部现象背后隐含的灵魂之殇。他在《论〈阿Q正传〉》中强调“多看一遍就可以多领会到一些东西”，他相信“要是一位艺术家不怀着这样的大热情，要是他对人生冷淡，无所善恶，无所爱憎，并不想来洗涤我们的灵魂的话，那他一定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生命自我更新的蜕变。张天翼开始意识到，要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就应该像鲁迅一样爱憎分明，在新旧阵营中厘定自己鲜明的界线。

　　从专注绘画到转道北大，从学的路无不是一个生命自我求索的内在律动。中西绘画的美学追求和五四后各种新潮思想的碰撞都深深影响了他的生命走向。他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诉求都开始了一个新变，1926年12月，张天翼发表散文《黑的颤动》，描绘了在黑暗恐惧的夜里“我死了，我完全死了！——死得连灵魂都死去”。明显带有鲁迅《野草》的风格。象征主义的运用不可否认地表明张天翼从鲁迅已经发表的散文诗中得到很大的艺术启迪。在《黑的颤动》中，我们可以窥见鲁迅所抨击的“黑暗现实”。这是一个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苦闷和彷徨中无力的呐喊和呼叫，把一个思想和生命都处于蜕变状态的艰苦探索展现在我们面前。

　　1927年9月，他的短篇小说《走向新的路》标志着一个旧的生命的远去和一个新的生命大门的开启。小说也采用象征主义方法，注重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描写。结尾虽然也有“娜拉出走之后”的忧虑，但女主人公究竟走向何方，想必张天翼当时也看不清方向。但这至少说明在经历苦闷的象征之后，他开始追寻现实主义的新文艺方向。

　　就像蝉要在黑暗的大地孕育4年才能金蝉脱壳振翅高飞一样，一个生命的蜕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28年张天翼发表小说《黑的微笑》，运用了较多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但仍有一些象征主义的影子，仍然是一篇注重人物心理描写的作品，表达了一个73岁的老头强烈的求生欲望。小说采用日记体形式，明显有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子，但相比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10年之后的张天翼的模仿并没有超越他，张天翼远远没有看到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找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德莱尔，安特莱夫们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肠断之去”。鲁迅此语一言中的，说明张天翼在创作中并没有真正揭示人类灵魂的“痛与哀”，也说明学习与模仿别人究竟都不是自己的风格，一个作家只有真正拥有切合自己性格气质的风格时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1929年4月《奔流》第1卷第10号发表了张天翼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此篇小说可以说是张天翼创作思想的转折点。在鲁迅的热情支持与扶植下，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旺盛期，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多产作家之一。从发表《三天半的梦》到1931年《二十一个》，他以自己有别于时代其他作家的艺术个性，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引起广泛的关注而被誉为“文坛新人”。

　　拓展：从讽刺幽默到童真性情

　　具体的生命体验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基本源泉，每个生命不同的成长经历和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影响着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和创作境界。许多文学批评家从作家的“生命现场”做“原型批评”的研究视角也告诉我们，文学“具体感”的切实性和重要性。张天翼带着自己生命的胎记，以自己活泼明快的形式和讽刺幽默的才能给感伤颓废和革命恋爱的20世纪30年代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爱讽刺、幽默诙谐的父亲对张天翼的影响是童年厚重的生命馈赠，在生命之初这种潜移默化深深地烙印在他后天的生活和创作中。在发表了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后，1931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了他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从空虚到充实》，包括《三天半的梦》《报复》《荆野先生》等6篇作品，其中后两篇作品中，他的讽刺幽默为特色的美学风格渐成气候，也标志着一个文学新人开始走向成熟。

　　“从世界上有了些毛病，有了些丑态的时候起，有了这些毛病和丑态，可是偏要蒙上一层漂亮的东西来哄人，于是产生了幽默。他要破坏那些虚伪，用笑来杀害它”。在《什么是幽默》一文中张天翼对幽默的认识和鲁迅笔下“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的“做戏的虚无党”有了本质上的暗合。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张天翼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找寻刺激的人》就极具讽刺意味。洋场恶少对女佣人的玩弄不仅仅是社会悲剧，更深刻地震慑人的魂魄。“在人的本性的最深处蕴藏着一个永远活跃的笑的源泉，它能够使事物深化，使可能被人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没有笑的源泉的渗透力，生活的无聊和空虚便不能振聋发聩”。果戈里的这段论述是直指人心的，也表明张天翼在讽刺文学的追求上和鲁迅的“立人”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向度：即灵魂的自我完善、思想的觉醒，才是民族的希望。《脊背与奶子》《猪肠子的悲哀》《稀松的恋爱故事》《温柔制造者》《砥柱》《包氏父子》等等篇什，仅从字里行间就能品味出其讽刺幽默的韵味来。粗卑的伪道士、肮脏的洋学生、无聊的小市民、虚伪的假道学、向上爬的欲望、重名利的动机，在给我们带来笑声的背后更多的指向了那个使人堕落的社会。

　　1937年11月至1938年10月，在《速写三篇》中，张天翼成功塑造了在一片抗战声中假公济私的投机分子谭九先生、抢夺抗战领导权的破坏分子华威先生和对抗战失去热情和信念的颓废分子李逸漠。精当的概括、巧妙的构思、高超的讽刺辉映着一个作家风格成熟的标记。如果说鲁迅的深刻、老舍的温婉、钱锺书的智慧给讽刺文学增添了不同的美学向度，那么张天翼在讽刺文学中开辟了讽刺的另一个向度——戏谑。但走进张天翼，不能被他表面的戏谑所迷惑，因为在他林林总总的插科打诨和漫画式的戏谑背后也有着更深层的人性发掘。在他一系列的“审丑”中我们可以读出近乎鲁迅般的精神世界的涤荡。

　　我们常常会以一个作家创作空间的深广与否来衡量一个作家的成败得失，张天翼无疑也在拓展着自己的创作空间。从戏谑的成人世界到童真性情的无限开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优秀作家的自我更新。在讽刺时弊的创作走向高潮时，他的目光也投注到不为人所关注的儿童文学上来，是不是他也从鲁迅“立人”的思想中有所启迪，故而拥有了从娃娃抓起的最初的想法？对此我们无从考证，但对当时流行的满畜“欺骗和毒害”的儿童文学，他有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从20世纪30年代的《蜜蜂》《奇遇》《奇怪的地方》《学校里的故事》等写实短篇到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张天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叶圣陶的《稻草人》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用儿童的视角来洞察周遭社会，用自己童年的具体体验感，以一颗纯真的心态，寓教于乐，假借自己娴熟的讽刺与幽默，形成了自己欲通过儿童世界去干预社会的本旨追求。

　　此外1946年至1948年在成都郫县养病期间他曾经转入寓言故事的创作，这些发表在香港《小说月报》《文艺生活》上的寓言短篇同样以诙谐的戏谑和无情的嘲讽揭示一个生命不断自我拓展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后，对儿童文学的热爱更加增添了他神圣的时代使命感。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甚至创作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都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成长送来了新的精神食粮。在讽刺幽默漫画式的调侃戏谑中，在成人和儿童两个不同向度的无限开掘中，围绕着对于人性深刻开掘的主旨，张天翼完成了自身的精神蝶变，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极。

　　接续：从新人到扶植培养新人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承模式，且不说古代，但就现代文学史就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故事。诸如鲁迅对萧军萧红等青年作家的提携，巴金对曹禺《雷雨》的推介，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等等。幸运的是，张天翼也遇到了鲁迅，受到了鲁迅的支持和鼓舞，以至于在他诙谐戏谑的讽刺背后都还隐带着鲁迅的思想烙印。写于1928年11月的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他先后投寄了很多期刊杂志，都没有被发表，这对一个新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在和鲁迅的书信来往中，张天翼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一之兄：……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彩。迅上二月一夜”。在这封写于1933年2月1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奖掖后学的殷殷之心。我们可以想象，当自己被尊称为兄弟，继而对自己作品提出中肯建议时，对张天翼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模仿中，在对鲁迅象征主义的借鉴中，在对鲁迅开掘人性的学习中，张天翼形成了有别于鲁迅的讽刺幽默风格模式。但不可否认，是鲁迅深深地影响了张天翼。

　　1965年9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张天翼来到湖北考察，了解湖北省出席全国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代表情况。在湖北本土青年作家李锦荣的眼里，我们能看到张天翼扶植后人的热切心情。“他一再要求我们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创作才有生命力。为了扩大眼界，他还把我介绍给了周扬、老舍等文坛巨星。”“他告诉我，创作并不难，身边带个小本子，把你身边的人所说的精辟语言记下，日积月累，你就会有一定的基本功”(李锦荣：《回忆著名作家张天翼》)。

　　回望历史，在依稀流逝的岁月长河中，缅怀这位离开我们30个春秋的张天翼，除了他带给我们诙谐戏谑的讽刺幽默，我们还深切感受到他那颗善于开掘人性、富于良知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