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民国时期著作初版本校勘及若干问题说明

　　一

　　《从空虚到充实》(短篇小说集)：1931年1月5日初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首印1500册。封面大小为 18.4厘米×13.2厘米 。无序跋。内收《三天半的梦》《报复》《从空虚到充实》《搬家后》《三太爷与桂生》《三弟兄》共6篇。现代书局1933年9月15日二版，印刷1000册。文光书局1937年7月二版时，书名改为《三兄弟》。特别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大词典》(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及中国作家网上有关张天翼著作书目的介绍有误：初版本的出版社应为上海联合书店，而非现代书局。

　　《鬼土日记》(长篇小说)：1931年7月初版，上海正午书局出版，精装，首印1000册。封面大小为19.1厘米×12.8厘米。无序跋。作品不分章节。

　　《小彼得》(短篇小说集)：1931年11月20日付印，1931年12月15日初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8.6厘米×12.5厘米。无序跋。内收《小彼得》《皮带》《二十一个》《稀松的恋爱故事》《面包线》《寻找刺激的人》《猪肠子的悲哀》共7篇。春光书店1936年4月二版。特别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大词典》及中国作家网上有关张天翼著作书目的介绍有误：初版本出版社应为湖风书局，而非春光书店。

　　《齿轮》(长篇小说)：署名铁池翰(长江书店1936年9月初版，书名改为《时代的跳动》，署名为“张天翼”)，1932年9月30日初版，湖风书局出版，为“湖风创作集”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8.7厘米×12.9厘米。无序跋。不标章节。关于为何署名“铁池翰”，张天翼的好友草明说：“……在分手时，罗西和张天翼相约：今后要是政治情况恶劣，他们的笔名改换一下，张天翼叫铁池翰，他叫欧阳山……”(参见《张天翼和〈现实文学〉及其他》)。

　　《一年》(长篇小说)：1933年1月10日付排，1933年4月1日初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为“良友文学丛书”第5种。精装，首印2000册。封面大小为17.9厘米×12.5厘米。卷末有《后记》，内分《社会问题讲座》《梅轩老先生》《弟兄们》《两种赋闲》《痛苦》《玫瑰与耳光》《两甥舅》《祸不单行》《会馆里的客人》《消息》共10章。

　　《蜜蜂》(短篇小说集)：1933年5月15日初版(同年12月出第二版)，上海现代书局印行。为“现代创作丛刊”之一种。首印2000册。封面大小为18.4厘米×13厘米。卷首有作者《自题》，内收《路》《宿命论与算命论》《最后列车》《梦》《仇恨》《和尚大队长》共6篇。

　　《脊背与奶子》(短篇小说)：1933年初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一角丛书”(赵家璧主编)之一种。64小开本，62个页码，定价1角。

　　《反攻》(短篇小说集)：1934年5月初版(同年10月二版)，上海生活书店印行，为“创作文库”(傅东华主编)第2种。封面大小为17厘米×11厘米。精装，无序跋，内收《成业恒》《反攻》《脊背与奶子》《丰年》《一件寻常事》共5篇。

　　《移行》(短篇小说集)：1934年9月1日付排，1931年10月20日初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精装，首印3000册。为“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主编)第13种。封面大小为17.8厘米×12.4厘米。无序跋，内收《包氏父子》《保镳》《我的太太》《直线系》《朋友俩》《笑》《温柔的制造者》《移行》《欢迎会》共9篇。

　　《团圆》(短篇小说集)：1935年12月初版(1936年2月二版、1936年4月三版、1939年11月五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开明书店经销，为“文学丛刊”(巴金主编)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7.4厘米×12.3厘米。无序跋，内收《团圆》《奇遇》《报应》《小账》《蜜月生活》《请客》共6篇。

　　《畸人集》(小说、剧本合集)：1935年11月20日付排，1936年1月20日初版(1945年7月二版，分上中下三册，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1月删订二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精装，首印2000册。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8.9厘米×13.2厘米。卷首有《前记》，内收《畸人手记》《善女人》《仇恨》《出走以后》《面包线》《一九二四——三四》《梦》《呈报》《小彼得》《路》《猪肠子的悲哀》《鬼土日记》《二十一个》《皮带》《找寻刺激的人》《搬家后》《三太爷与桂生》《稀松的恋爱故事》《荆野先生》《报复》《菩萨的威力》《蜜蜂》《时代的英雄》和《老少无欺》共24篇。

　　《清明时节》(中篇小说)：1936年2月初版(1936年7月二版、1943年3月三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10月删订初版，为单篇小说)，上海文学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总经销，为“小型文库”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6.8厘米×10厘米。无序跋，内收《清明时节》《抢案》《友谊》共3篇，另附创作谈1篇。

　　《万仞约》(短篇小说集)：1936年3月初版(同年8月二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为“创作丛书”(文学研究会)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7.2厘米×10.8厘米。无序跋，内收《儿女们》《善举》《巧格力》《老明的故事》《教训》《万仞约》共6篇。

　　《洋泾浜奇侠》(长篇小说)：初版时间不详(注：版权页没有标注初版本出版时间，但该书《题记》的写作时间有“1936年4月”字样)，上海新钟书局出版，首印1500册。封面大小为18.4厘米×13厘米。卷首有《题记》，内分《到了上海》《八字脚文化之子》《女侠的飞泥丸子》《收服厨子》《拜见太极真人》《太极真人的法力》《救国捷径》《恋爱不忘正道》《疏财仗义的秘诀》《奇侠与新道德》《失恋》《活神仙现原形》《十三妹》《飞剑杀敌》共14章。

　　《追》(短篇小说集)：1936年11月初版(1941年6月三版、1944年5月内一版、1947年1月五版、1949年3月六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9厘米×13.3厘米。无序跋，内收《砥柱》《度量》《一件小事》《照相》《旅途中》《蛇太爷的失败》《中秋》《追》共8篇。

　　《春风》(短篇小说集)：1936年11月初版(1937年3月二版、1939年2月三版、1948年10月五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为“文学丛刊”第三集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7.3厘米×12.3厘米。无序跋，内收《贝胡子》《严肃的生活》《讲理》《蜜味的夜》《一个题材》《规训篇》《春风》共7篇。

　　《在城市里》(长篇小说)：1937年3月20日付排，1937年6月30日初版(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2月初版、1949年2月二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为“良友文学丛书”第36种。精装，首印2000册。封面大小为17.9厘米×12.3厘米。无序跋，共26章。

　　《同乡们》(短篇小说集)：1939年4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文季丛书”之一种。封面大小为18.7厘米×12.8厘米。无序跋，内收《夏夜梦》《侣伴》《同乡们》《路宝田》共4篇。

　　《速写三篇》(短篇小说集)：1943年1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文季丛刊”第22种。内收《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新生》共3篇；校订本，1963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2开，平装，首印32500册。

　　以下几本图书笔者未见到实物，现根据《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张天翼文集》相关介绍简列如下：

　　《秃秃大王》(童话)：1936年9月初版，兴华书局出版。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而在《张天翼文集》(第7卷)有这样的记载：“收于上海多样社出版部1936年9月初版《秃秃大王及好兄弟》(多样丛书第四种)”两者对初版本的认定有矛盾之处，到底哪个为真，也请读者予以明鉴。

　　《大林和小林》(童话)：1933年10月初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奇怪的地方》(中篇小说)：1937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谈人物描写》(理论)：1942年初版，作家书屋印行。

　　二

　　从表一(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得出，张天翼是一位高产作家，他10年中出版了23部著作，涵盖小说、儿童文学、剧本、文学理论等文类。在这23部著作中，仅在左联时期(1931—1936)就有18部著作问世。可见，他加入上海左联后，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创作进入巅峰状态。1936年是上海左联组织解散的一年，他的创作非但未受影响，反而达到最高峰(一年出版5部著作，实属罕见)。1937年后，产量骤然下降，但思想及艺术手法更为内敛、成熟，创作出了《华威先生》《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等更为成熟的讽刺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古典形态的讽刺文学在晚清达到顶峰(比如《儒林外史》)，然而，在新文学百年历史进程中，讽刺文学却成了一个稀有品种。一生致力于讽刺文学创作的也无非就是张天翼、沙汀、高晓生、乔典运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作家，其他如鲁迅、钱锺书、陈白尘等都是偶有所作。因此，在讽刺成为冰块，作家缺乏自醒、自嘲的当下，张天翼的艺术经验是弥足珍贵的，其文学遗产当好好的研究和继承。

　　从表二、表三(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小说往往能够一版再版，以每次印刷2000册为基准当量，而这个首印册数为中国新文学版本最为常见的印量。如果初版本不被出版家看好，或者作家自费出版，一般以1000册或500册为基准当量。如果初版本销售完毕，二版、三版、四版……其印量一般都等于或大于初版本印量，这样，我们可以大体得出，张天翼的大部分小说集一般都能达到4000册以上，他的大部分小说集都能再版，像《追》能高达六个版次(总册数达1万以上)，这都说明，张天翼在民国时期的图书是颇受读者欢迎的，可归入畅销型纯文学作家行列。

　　从表四(图表见文后)，我们可以看出，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现代书局为代表的民营书局为新文学发展，特别是左翼文人图书出版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以赵家璧、巴金、傅东华为代表的总编辑们的慧眼识珠和无私奉献，那么，在1930年代国民党极其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下，以张天翼、胡风、萧军为代表的左翼青年作家要想顺利出版自己的带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著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1932年，张天翼在湖风书局以笔名“铁池翰”出版长篇小说《齿轮》，就是为对抗恶劣的政治环境而迫不得已使用的策略。但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用过另外的笔名，这大概与其对出版社的选择有关。从上述材料可知，他的著作大都在由非左翼文人主办的书局出版，这自然就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些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或总编辑大都为自由派人士，且对新文学钟爱有加，因此，与湖风书局这样的具有纯然左翼色彩的出版机构相比，他们受到国民党书报审查制度的约束也就相对弱一些。张天翼的作品被屡屡选入上述出版社富有影响力的文学丛书，使得其文学形象及影响力得到快速传播。比如，良友公司将张天翼当作“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主编)的重要作家，不但收入《一年》《移行》《在城市里》三册书，还出版了特大本的《畸人集》(808页)。以如此精美的装帧、高质量的印刷(纸张为米色道林纸)及全方位的包装推介一位刚出道没几年的文学青年，不仅彰显了良友公司服务并深度介入新文学发展进程的深远而伟大的战略眼光，也显示了1930年代文艺出版社与文坛互动发展的良好生态。由巴金担任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对张天翼宠爱有加，《团圆》《春风》《速写三篇》都被选入“文学丛刊”系列。由此看，作为出版家的赵家璧和巴金对张天翼的快速成长及文学史地位的初步形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他们在图书广告中对张天翼作品的文学价值做了精当而准确的定位。这些出版社的负责人或总编辑不但是出版家，还大都是作家或批评家，更有甚者，像巴金、郑振铎这样的编辑兼有上述三种身份，因此，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定位往往都是非常精准的。比如：“……他有了不起的事态讽刺的才能，被生活底纷乱弄钝感了，广大读者一定要求他不断地开拓，但是我们更不能忘却的是他创造人物的本领，预想他要更深地更广地浸入现实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典型。”(《在城市里》封面广告)“作者是中国的新进作家。……写小官僚阶级的窘状。在深远的幽默味以外，带着深刻的讽刺。”(《移行》内页广告)这不仅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宣传广告，也是言简意赅的小论文了。后来文学史家也基本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比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天翼的评判就是如此。

　　若单从物化形态来看上述初版本，版本众多、版式多样、形态各异，内容丰富。开本从16开、24开、32开到64开，装帧从传统的平装到西式精装(比如布面装)，纸张从粗糙的国产纸到从国外引进的质量甚高的道林纸……可以说，民国时期出版印刷行业的大部分技术信息及文人审美情趣，都能在上述版本中得到很好的反映。由此，笔者认为，对张天翼民国时期初版本进行系统整理和详细校勘，既为新文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为后人考察那个时期的纸张生产、印刷技术、新闻制度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版本自成体系，虽为一个人的著作目录，但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图书出版与新文学互动发展的整体样态，还原了作家经典化形成过程中那最具现场性的历史风景。可以说，物化形态的新文学版本并不是安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的历史遗物，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的生命超越时间和空间，使得被简化掉的历史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