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名字不详

　　穿行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我追寻的脚步踏着时光的沙沙声，于灿若繁星的古田会议代表图片墙前静静流连。图片墙上的主人公，后来相当一部分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或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虽然时隔80多年，他们叱咤风云的事迹和风华正茂的英姿，在众多革命典籍和影视作品的一遍遍传播中，依然清晰如昨、生动鲜活。

　　似乎不经意间，最终——我的目光在一张不起眼的图片前长久停留下来。

　　这是一个普通士兵的名字。或许由于年代久远，或许因为身份普通，到今天甚至没有一张关于他的照片留下来，上面只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素描画像，一个清瘦、朴实甚至有些木讷的农村战士形象。

　　关于他的介绍，也只是简洁的数行文字：“官觐侃(1910—1990年)，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支队特务大队五班班长，福建上杭人……”

　　“没有士兵，军官何以成为军官？没有基层，机关又何以成为机关？”红军在初创时期，就已充分认识到士兵群体之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三湾改编后，连以上普遍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行军打仗、政治教育、日常生活都要尽可能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古田会议上，更是专门将士兵代表作为一个群体单列出来，最广泛地吸取来自战士中的智慧。据军史资料记载，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以及一部分班、排长和战士代表，共计120多人。

　　在古田镇采风的那些天里，我打算集中了解一下参加过古田会议的战士代表情况。

　　经过找当地文史专家多方咨询，到官觐侃的老家——古田“革命基点村”大源村现地找老人采访，我顺利了解到了关于官觐侃的基本情况。他1910年出生于大源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8岁那年，参加了两位兄长领导的大源村农民武装，不久跟随农军参加了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后来当上闽西工农红军第四纵队的一名班长，参加了三打龙岩的战斗。1929年7月，官觐侃随部队开赴上杭白砂、南阳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士兵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闽西“一大”。9月20日，他参加了攻打“铁上杭”的著名战斗。12月初，官觐侃随红四军开到连城新泉进行政治、军事整训，28至29日，作为士兵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古田会议。

　　1930年春天，官觐侃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转到上杭蛟洋红军医院治疗，伤愈后未赶上部队，回到家乡大源村，组织成立了赤卫队。1931年国民党军血洗大源村，大源村民半数被害，官觐侃被迫离开家乡。第二年3月，官觐侃带领大源村98名村民回到家乡，重新组织成立了农军，与国民党军反复周旋。解放后，他默默无闻地在山村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对党和人民政府没有丝毫要求，1990年10月在家中安详去世……

　　没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背后，竟然有如此传奇、曲折的故事！了解到官觐侃的基本情况后，我兴致勃勃地继续寻访古田会议战士代表的一些情况。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官觐侃以外，在所能搜集的历史资料中，关于其他战士代表的情况全部语焉不详，无从查找。

　　我不甘心就此罢手，又专程赶到古田会议纪念馆办公室，向《古田会议人物志》的作者、纪念馆宣传科长游宝富当面请教。面对我的疑惑，游科长也无奈地摊了摊手：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历经多次戎马倥偬，会议资料佚失严重，在这120多人中，现在所能搜集的有据可查的只有80多人。这80多人，绝大部分是前敌委员会委员和机关、各纵队代表，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和地方代表，战士中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除了官觐侃以外，确实是难以准确查证。

　　革命事业既成，英雄寂然无名。怎不让人倍感遗憾！

　　战士代表中，虽然只找到官觐侃一个人的简要信息，准确来讲也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但他毕竟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可供后人一遍遍瞻仰、怀想。更多的士兵，在滚滚而下的战争洪流中，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包括他们的亲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曾在这场战争大剧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取得过什么战绩。他们的姓氏血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果敢刚毅，统统随着这残酷无情的战争河流一路飞奔而去，不见只言片语，不留一丝痕迹。

　　告别拥有一段峥嵘岁月的古田镇，告别湮没于历史深处的那些令人尊敬的无名士兵，坐在万米高空的返程飞机上，我头脑中突然跳出俄罗斯红场纪念碑上的一句话：他们的名字不详，他们的事业不朽。

　　是的，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但他们的名字却早已实实在在地镌刻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岗岩上，镌刻在了每一位心存感念的后来者心中。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战士。用热血和信仰投入战斗的真正勇士。他们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一次次从胜利走向胜利，最为基础、最为广泛、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身处这座英雄的方阵，不论何时何地、何级何职，都要牢牢记住——不管我们站得再高、看得再远，都没有士兵们的躯体高大，都没有士兵们的精神高远。

　　战士这个名字，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并将之高高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