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捧尺牍寄长怀——怀夏衍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12年的时间里，我和夏衍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夏公也留下了12封亲笔书写的信简。

　　1980年冬的一天，为着“夏衍研究资料”的整理，我随会林、绍武伉俪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夏公寓所第一次见到了夏衍。那天夏公像是正赶校一篇长文，手头有事，跟我们的交谈就有点分心，但留下了“有问题来找我”的许诺。第二年，夏衍来杭州为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颁奖典礼前，我专程去夏公下榻的新新饭店拜访，向他讨教资料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这期间和之后，我一面从省博物馆仓库找到了载有夏衍处女作的《浙江新潮》和《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一面也相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两篇研究夏衍的论文，其中一篇是论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另一篇是重评《芳草天涯》，想必引起了夏衍的注意。1982年4月中旬，夏衍趁参加“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之际来杭小住，一个清晨，他亲自致电杭州大学中文系，约我去他住的饭店面谈。这次谈了一上午，次日亦然。自此以后一直到1992年，夏公每次来杭州，我都会去见他，向他探问、求教，听他聊他的早年生活、他的左联经历和抗战风云岁月……这些回忆，已然传递出构思中的《懒寻旧梦录》的诸多信息。12封信也是这段时间写下的。

　　夏公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留下的12封书简，却一直是我的珍藏。每每翻检这些书简，夏公远去的身影就渐渐明晰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风范，透过这些文字立在我面前。

　　夏衍的斯文

　　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夏衍的“斯文”，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气质和风度。

　　12封信札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在信函应有的礼节之外，夏衍那种热情、诚恳、厚道、善良的心性也在文字里展露无遗。因曾陪夏公之女回严家弄省亲，夏公信中就诚恳表示“承多方照料，甚感”(1982年5月12日函)，“别后甚念”(1982年8月12日函)；回信迟了，他告诉我因为“到朝鲜去了”(1982年9月15日函)；拍了照片，特意洗好寄来，“以留念”(1982年6月12日、18日函)；搬新家了，也来函“敬告”(1986年9月24日函)；讲话稿整理后寄回，因“忘了交待寄‘航挂’”，“怕迟了害您等”，还专门追寄一信“特告”(1986年9月18日函)。要知道，这段时间，夏衍身兼文化部、文联、电影家协会等多部门的顾问或主席等要职，而且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作为长辈，作为领导，面对一个无名小辈，他完全可以敷衍、搪塞、做做表面文章，但夏衍不是，字里行间都是想人所想，急人所急，都是自然、真诚、不做作。

　　言为心声，此话最真。1986年秋，浙江人民出版社约夏衍写《浙江文化丛书》总序，编辑部征得夏衍同意后，我代他草拟一稿，就当时学术界议论纷纷的创新与传统问题，他在信中表示，希望“经过平心静气的争鸣”，“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86年12月3日函)。“平心静气”，这就是夏衍，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自己也饱受损目折肢之痛的夏衍追求的一种境界。对过去的错和恶，他不抱怨；对今天的对和善，他真心感激。记得夏衍在病情遽然转危之际，身边的人急着要“叫医生”，他还特意喊住她，“不要叫，要说‘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夏衍想到的仍然是尊重别人，善待自己周遭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这里包含了多少斯文和风仪！《论语·子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无疑是长期修为滋养的一种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在任何场合绽放，都是让人敬崇的。就像我手里每一封短小的信函上，夏衍写下的，也都是满满的斯文，读着让人温暖，让人无限感怀。

　　夏衍的严谨

　　夏衍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出了名的，在与夏公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手边的12封书信里，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因为1933年一篇署名“罗浮”(夏衍曾用笔名)的评茅盾小说《春蚕》的文章(发表于北方左联《文艺月报》)，1981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前，我在新新饭店向夏衍讨教，结果得到了认真的回答：“我用过‘罗浮’的化名，但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因为《忆江南》一文中赞赏的抗战期间在杭嘉湖一带与日军周旋的双枪黄八妹，也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率部顽抗的国民党浙江绥靖第一团团长，我在信中征求是否删改，夏公的回答是“原文还是照旧为好，必要时可以加个注释”(1982年5月12日函)。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夏衍竟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和判断，而且不掠美、不菲薄，尊重历史，坚持原则，委实令人生敬。后来这样的求证还有好多次，最集中的是1982年7月，因为《新闻研究资料》上发表的《〈新华副刊〉探索》一文称夏衍专门在《新华日报》“以‘H’笔名主办‘新事物’专栏”，介绍外国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我专门查核了1945年7月至11月《新华日报》以“H”笔名发表的文章，抄出目录(47篇)，连同其他需要核定的篇目(12篇)，一并寄夏衍求证，夏公当即在抄件上作了批注，明明白白指出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不是，还申明他所写的，“有的是杂文，有的是政论”(1984年7月9日函)，不仅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悬疑，也让我们看到了夏公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精神。

　　1986年初夏，在参加母校浙江大学90周年校庆期间，夏衍应当时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之邀，于5月19日下午到杭大中文系与部分师生座谈文科建设问题，夏公在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畅谈和交流。事后，我将记录整理稿发夏公过目。没想，寄回的记录稿上是大篇幅频密的红笔字迹，而且前几页都由87岁高龄、眼睛几近失明的夏公逐字逐句亲自修改，后面几页才为秘书林缦根据老人家口授记录，全稿几乎重写了一遍。夏衍在信中对“重新改写”作了说明：“上了年纪的人，讲话就会啰嗦”，而且“随意乱讲，就会有不良后果”(1986年9月14日函)，对即将公开的文字，夏衍有多较真啊！

　　后来讲稿交《杭州大学学报》后，编辑就其中苏联模式的提法表示“吃不准”，夏衍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话让我转交，表示“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以加注‘文责自负’字样”。后来在沈校长的力主下，这篇讲话稿在《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一字不动全文刊载。

　　夏衍的谦逊

　　1983年，我在《浙江学刊》发表《夏衍与左翼电影运动》一文，请夏公指正，夏衍在回信中指出：“文中有不少过誉之词，许多事，都是集体做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将来如成书出版，盼能更实事求是一些为好。”(1983年5月29日函)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学友谢德铣《夏衍与他的中学老师谢迺绩》一文时，他更明确地表示，“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值此乱世，盖棺还不能定论”，过誉之词“还是少发表为好”(1989年9月5日函)。

　　事实上是，我们对夏衍不是“过誉”了，而是“过抑”了；夏衍也不是“过誉”了，而是“过谦”了。夏衍一直是个寻求团队力量、发挥每位成员能量的好带头人，总是善待他人，提携后辈，乐于“给大家当个好后勤”(沈及明《夏衍电影谈话录》)，从没想过吹嘘自己，突出个人。正如他一再引用潘汉年的话，“吹捧他人的人，顶着底”(上海话，意为下流)。

　　上世纪中叶，他在主持新中国电影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如果当事人保持沉默，不知底细的后人或许永远都无从获知真相。1962年，谢铁骊在听取夏衍对《早春二月》文学剧本的意见后创作了分镜头剧本，后来，474个镜头中夏衍修改了160个，有些地方的删改之处“竟然占满整页”(谢铁骊《夏公与〈早春二月〉》)；《革命家庭》则“剧本完全是夏衍一个人写的，但在编剧署名上，却用了他和我的名字”，甚至稿酬都送来一半(水华《美好的回忆》)。更早的时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因为特殊的极端不自由的政治环境，夏衍和其他进步人士一样，只能隐身，名字不能出现在银幕上。所以，根据田汉的故事梗概写出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夏衍未署名；《遥远的爱》据编导陈鲤庭透露，其实是夏衍编剧，但夏衍后来毫不在意此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葛涛《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遥远的爱〉考》，《文艺报》2012年10月17日)。这些幕后工作，都已被夏衍以“集体中的一员”轻轻带过，不置一词。那种谦逊、豁达，不堆功自诩，夷然自适，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每当我偶遇个人琐事而纠结，想起他的书简里的只言片语，他眼中露出的轻松而平淡的微笑，便不能不感到自愧无地，若有所悟。

　　夏衍的奉献

　　在我珍藏的夏公最后一封书信中，夏衍提到了他的两个捐赠意向，一是向杭州大学图书馆赠送由他作序言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一套精装20本，认为“对文科大学生或者有点用处”；一是向浙江省博物馆无偿捐赠他收藏的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等的50余幅书画(实际捐赠94件。1989年9月5日函)。

　　夏衍是一个大公无私、大爱无痕之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止一次。早在1960年，当得知纳兰性德有一卷书简(35通)将被香港商人买走时，夏衍立即用刚拿到的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2000元买了下来，这卷国内仅存的纳兰性德墨宝，已捐赠上海博物馆；1986年回故乡，他又将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授予他的5万元奖金捐给了家乡发展教育事业。在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信中，他说：“日本给了我一笔国际文化交流奖金，我决定捐献5万元(人民币)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信中还特别提到，对他捐款一事不要发消息，更不要见报，因为仅仅是“表示一点游子的心意而已”。(1988年11月10日致罗东信)夏公这一善举后来还促成了“浙江省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并且很快辐射至全国，十几个省市相继建立教育基金会，极大地弘扬了尊师重教的风尚，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准备捐赠浙江博物馆的这一批珍贵书画，也是夏衍1950年代在文化部任职时，用自己的稿费、版税和工资积累下来的，一方面满足自己对扬州八怪和齐白石作品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有若干防止文物外流的意思”。此事他已先期报告省委宣传部，第二年通过我再次表达无偿捐赠的意愿，可见其诚恳急切、坦荡无私的奉献精神。

　　但在夏衍自己，却并没有将这些事情看得很重，甚至不觉得这是奉献，而只是“还债”。他说，“我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我从来没有忘记浙江人民用智慧汗水培养、教育我的功德。”他说自己幼年家贫失学，“后来能受到中学、大学的正规教育，完全得力于浙江省人民的资助”，所以，送书、捐资或赠画，都只是向家乡人民“聊表心意”(1988年11月30日致罗东函)。

　　记得有人说过，五四以来的先驱者，他们大多出身于没落世家，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而后又接受了西方文明，或宣传启蒙思想，或躬行革命实践，他们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分道扬镳，但人格品德皆是楷模。夏衍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让人敬重的长者，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让人感念不尽的人格魅力；12封书简，更是将他的斯文、严谨、谦逊、奉献的光芒，完整清晰地勾勒下来、放射出来，照亮后来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