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女性小说研究的新创意

　　樊洛平、王萌所著《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的出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两岸女性文学分散研究的状况，在系统深入的整合研究视野中对海峡两岸的女性小说进行纵向比较、平行比较、影响比较，由此发现其创作异同，为两岸女性小说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毫无疑问，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和民族特性，使它们具有创作倾向的同构性。无论是两岸女性小说所反映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还是它们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现代女性文学的奇葩，共同追求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的解放，皆以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相统一作为创作的审美理想，成为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心向往之的文学目标。该著以大量的文坛现象和创作实绩，有力地阐释了两岸女性小说的同根同源的历史事实。

　　《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不只从宏观把握和深入探讨中寻找两岸女性小说的“同”，而且还经过比较研究，特别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寻找两者互为借镜、彼此参照的地方。

　　第一，大陆优秀女性小说“大气”，台湾优秀女性小说“灵气”。中国是泱泱大国，无论是“五四”以后、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大陆女性小说家的优秀作品，都洋溢着一种“大气”：视点高远，格局宏大，描摹世相，气象万千。冰心的系列问题小说、萧红的《生死场》、罗洪的《春王正月》、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杨沫的《青春之歌》、王安忆的多部长篇都是这样。但台湾的优秀女性小说比较有灵气：隽永，精致，幽深，柔美。杨千鹤的《花开时节》描写日据时代台湾女子高等学校女学生的青春向往与情感挣扎，在行云流水般的灵动之美中，将女性成长的心理状态和现实路向清晰呈现，并蕴含了台湾知识女性的独立思考与社会批判力。苏伟贞的《沉默之岛》、丛甦的《中国人》、谢霜天的《梅村心曲》、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也是云霞满纸，灵气盎然。两岸女性小说的一则“大气”，一则“灵气”，和地域特色分不开，相异而又互补。　   

　　第二，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人文环境的差别，大陆的女性小说民族化做得较好，但现代化不够；而台湾的女性小说比较现代化，但在民族化方面有所欠缺。这是两岸女性小说的另一“异”。究其原因，它与两岸女性小说家的文化背景相关。台湾的女性小说家一般都具有大学以上的文化水平，而且熟悉一门外语，有比较开阔的西方文学视野。而大陆的女性小说作家，除五四以后冰心、陈衡哲、凌叔华、袁昌英等人文化水平较高、精通外语外，“左联”时期以后，女性作家的平均文化水平大多是中学程度，不熟悉外语。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坛，强调工农兵作家的培养，且文化视野处于封闭状态。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大陆的“70后”、“80后”包括“90后”的女作家，文化水平提高到了大学以上，但她们的外语水平很少能达到与外国作家交谈，更不要说以外语写作了。两岸女性小说家的这一差异，需要一段时间的互补和共同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很好解决现代化不够和民族化不够的问题。

　　第三，台湾有女权主义文学，大陆则无。大陆的女性小说很发达，但迄今为止，尚无公开宣讲女权主义的作品。20世纪初，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创办报纸《大无畏女性》，掀起了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出版了各种有关女权主义的小册子，成为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进入21世纪，女权主义第三次浪潮已经“在线”，于是女权主义文学也抢搭“博客”快车。台湾的女性小说，以对婚姻自主诉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对经济自主要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二阶段(20世纪70和80年代)；以对身体自主追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女权主义倡导人何春蕤在女权主义小说第三阶段更公开提出：“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突出女性的身体自主诉求。在台湾，女权主义小说是女性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大陆，五四时期有过要求婚姻自主的小说，新时期到来后，有过追求经济独立的小说，也有过身体自主诉求的小说，但并没有人在大陆公开宣扬女权主义。

　　第四，两岸女性小说各有自身创作的历史误区和现实症结，需要特别的总结和反省。大陆女作家在十七年文坛“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语境中，曾经有过“半边天”女性社会角色的文学表现，有过对丁玲、白朗女性小说的批判，有过对刘真《英雄的乐章》的封杀。台湾女作家在文艺商品化的语境中，也有一些女作家对欲望、包括物欲和性欲，毫无节制的书写和膜拜。有些女作家的女性小说削减甚至丧失了当初的颠覆性，以顺应市场需求而成为复制性的文本，重复的人物形象和内容，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走上媚俗的道路。两岸女性小说的这一“异”，都产生了对女性小说创作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到来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语境已经改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商品化的语境也在大陆不同程度的出现。《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对上述现象提出警示，是完全必要的。

　　樊洛平、王萌两位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来的“同”和“异”，展现了两岸女性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总结了两岸女性小说的创作经验和教训，因此，《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对当下和今后的两岸女性小说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我们希望，这样的既有丰厚的学术含金量又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学术著作，能更多地在我国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