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手是一位擅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在这个时代,对于一种被大多数作家不看好的文体,他却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从1981年在《文学青年》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早春》算起,在30多年的写作生活中,王手的创作绝大多数都是中短篇小说。迄今为止,只有《谁也不想朝三暮四》《在迷乱中生长》《一段心灵史》等寥寥几部长篇。王蒙说过,“长篇靠生活,短篇靠技巧”。实际上,与长篇小说的创作相比,短篇小说要在更加有限的时空里聚焦人性和生命的律动,蕴藉既属于个人又印证时代的种种现实,这的确需要作家独具匠心,在起承转合之间运用更多的“设计”和智慧,从而在调动、整饬小说元素时获得意外的叙事效益。然而,王手的短篇写作,却似乎刻意规避一些繁缛的技术“设计”,而更多立足于现实与真实,努力去挖掘平凡生活背后的真相,让人性的较量与纠结,不可知力量导致的悲剧,琐碎而热闹的生活,在一幕幕的短篇独幕剧里率性而轰轰烈烈地上演。这多少有点像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引导读者从浮华的生活表象中走出来,去参透生活的“真题”。
近年来,王手这种执著的写作姿态和叙事冲动,在他为数不多的长篇写作中得以延展开来。刚刚出版的《温州小店生意经》便是他有力的探索和实践。作品以朴实、轻松甚至有点老实巴交的写法,踏踏实实地记录了作者与妻子经营小鞋料店的生意经。从进货、制作、营销到内部管理、开源节流,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然更多的则是外人无法体会的艰辛。王手将这些生意经以“原浆”的方式酿制成一部10多万字的“非虚构”文本。按王手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一般只写小说,别的体裁的东西几乎不写,写‘非虚构’是第一次,其实算不上创作,只能说是记录而已。我以前有记一些生活小事的习惯,没打算派上什么用场,没想到这些东西是会‘发酵’的,这个《温州小店生意经》就是发酵的结果。”王手是自谦的,“非虚构”写作固然是记录,但记录什么?怎样记录?如何“发酵”?这些都不仅仅是叙事策略的问题,它背后实际上是另一个更大的“为什么”或“为什么这样写”的背景问题,其中蕴藉着作家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对传统文学秩序的理解以及对文学发展可能性的探究与道德激情。
所谓“非虚构”写作,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的美国风云变幻、动荡不安: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性解放运动,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出的嬉皮士,从布鲁斯音乐中演化出的摇滚乐,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道德风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都发生了巨变。剧烈的动荡就在身边,残酷的现实触目惊心,这是以虚构为能事的小说家们始料未及的,同时也让文笔简拙的新闻记者捉襟见肘。于是,一种被称为“新新闻体”的非虚构文学应运而生,它以准确、明晰、朴实、优美、力戒浮华卖弄与陈词滥调的笔法,将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拒绝过去的常规,以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新的体验来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时代的困境。其实,每一种新文体的出现都或多或少与它所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中外文学史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证。上世纪60年代美国“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如此,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们新世纪文学中的高调出场亦是如此。新世纪文学中的“非虚构”写作表明我们感觉到了关注当下生活的需要和迫切性,同时,这也是文学自身试图重返社会思想前沿的努力。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开办“非虚构”专栏,更是对“非虚构”写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温州小店生意经》最初就刊载在《人民文学》上。从某种意义上看,“非虚构”写作是挽救“纯文学”在今天的无力和边缘化状态的一种积极姿态,它不强调主题的深刻和题材的重大,只是去抚摸一个个平凡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试图讲述自己或他人的亲身体验,让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成为故事的原材料,并实现叙述作品与读者之间交流的畅通效果。
作为一部带有实验性质的“非虚构”文本,王手在《温州小店生意经》中还叙写了自己多年经商积淀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生意经。生意场上的剑拔弩张;进货、流通、销售渠道的机关重重;还有寻找合伙人、讨债、打官司、内部组织管理……稍有不慎便可能损失惨重,满盘皆输。文本按照小店的经营流程,叙述了开店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自己的现身说法,以期对那些小本经营的创业者给予一定的启示。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生意场上潜伏的种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地方政策法规的漏洞、传统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比如在“讨债逃债是温州经济的特色”一节中,王手在开篇就指出,借钱赊账这一带有浓厚人情色彩的温州地域传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成为困扰他经营的一大障碍。“人们却自私地保留了借钱借物的传统,而有意将人情和信用削减了,丢弃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温州的生意也生出了这种赊账的顽疾,赊账欠账,再赊再欠,还了前面的老账又赊起后面的新账,最终,欠的人还不清了,而讨的人也讨不动了。秩序被人为恶化了,而有人则喜欢这种恶化,不是说人们不愿意奉公守法,而是更多的人喜欢浑水摸鱼。所以,从一开始开店,我们就卷入了这种赊账讨债的旋涡。”其中,有因惯熟而借机宰熟的;有利用“障眼法”席卷财务逃跑的;还有佯装财大气粗,钻法律的空子,宣告破产逃避追债的;形形色色的追债成为“我”与妻子做生意当中最苦恼的事情。万般无奈时双方只得撕破脸皮对簿公堂,劳心劳力不说,有时即便历尽艰辛把官司打赢了,也同样拿不到一分钱,那些人“视法律如粪土,笑法庭形同虚设,传他也不来,根本就不鸟你”。不仅如此,生意场中如进货、用人、推销、拉客户等各个环节也都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外患”,可谓步步惊心,每个环节都有一本难念的生意经。“外患”如此,“内忧”同样也不可小觑。各色亲戚朋友的加盟,搞得店里争风吃醋、内讧不断。有的员工偷吃回扣,有的不辞而别,有的打着打工的名义来偷学手艺,有的利用建立起的人脉资源胁迫雇主不断加薪,这些都要店主耗费大量精力进行内部整顿和“政治思想教育”。
我们看到,王手讲述的这些令人难忘也令人惊悸的生意经都不是道听途说的传奇,而是他亲历的生活。他以内在的视角,将经验的“我”和叙述的“我”合二为一,写真式地直抵事件的核心地带,以直接性、现场感、真实性营造出深入人心的信任感和亲切感。正是因为如此,《温州小店生意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商场“教科书”的角色,让读者在作者的“生意经”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难怪这部书在销售时被赫然分在“畅销/财经”类中。从这一层面看,“非虚构”写作让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力量显然加强了,它以如实记录的姿态,表现伟大而平庸的现实生活,注重在文本中调动各种手法激发受众,在相互的对话碰撞中,使文本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
这样看来,“非虚构”文学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文本而存在的,这在拓展文学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难以忽视的问题:“非虚构”写作在模糊了文学与历史、纪实之间的意义上,生成一种具有折中性质的新的叙事方式,旨在借生活本身的现场感来呈现写作的真实感。那么,这种折中性质的叙述会不会模糊了文学的“自觉”?也就是说,在已然模糊的文体界限中营造的特殊叙事策略,在打破传统文学叙事模式的同时,是否能够使历史或事实在被最大限度还原的基础上打造一种新的文学景观?作为文学本质的“文学性”会不会因“非虚构”而“香消玉殒”?对于这些问题,《温州小店生意经》以实验先锋的姿态做了尝试性的回答。李敬泽在评论《温州小店生意经》时曾说:“王手这部书,写的是他自己的生意,一个作家的生意。作家而有生意,甚少;作家而有生意还写出了‘生意经’据我所知是独一无二的。这部书因此也是独一无二的,是文学,也是了解社会和商业活动的鲜活样本。读了这书,感到‘生意’二字是好的,是在人间辛勤踏实地谋一份生计,其中有意思,也有深长情意。”我们认为,李敬泽的评价是准确而中肯的。王手写的是生意经,是商业活动的鲜活样本,但这绝不同于商业营销类的生意经,它首先是文学,是承载在文学之上的生意经。生活一旦经过文学的发酵,内在的精神、文化质地将尽显无遗。
王手的创作一贯有着平实、纯粹的叙述风格,在叙事方面不纠缠、不刻意、不矫情,只是踏踏实实作“写真式”的呈现。他曾说:“我的短篇很少有虚构的故事,都是些真实生活的反映,以我对生活的用心来完成我对短篇小说的用心,生活的纯粹加上文本的纯粹,就是要品与质兼优。”正因为如此,《温州小店生意经》这样的“非虚构”文本出现在他的笔下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一部非虚构文本,王手首先要面对真实材料的摆放、剪裁和结构,其中必须运用文学的技巧。“我老婆突然下岗了”、“下决心自己开个店”、“合伙人等不到收获就走了”、“鸟枪换炮带来的麻烦”、“鞋料生意也要和人打架”等这些近乎白话的标题,显示出生活经验的碎片化。而王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经验碎片内部构成新的叙事逻辑,在看似混沌芜杂的生活里找到梳理的缝隙,从而使小说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某种意义,以文学的逻辑梳理生活的逻辑,洞穿事物的表象。同时,内化的叙述视角使作者本人作为叙述的视角人物,作者自己就生活在真实事件之中,以回忆的声音来讲述故事,顺着动作线来告诉我们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样的叙述方式显然能够传达出一种特殊的亲密感。而一个个连贯的镜头,为一系列连续的动作搭建了一个舞台,王手似乎要极力避免出现影视剪辑中的“跳接”,即突然打断叙事,从而让读者能够真正地沉浸在故事中“身临其境”。正是凭借这些类似“无技胜有技”的叙事策略,王手在“老实”而略显笨拙的布局中,用看不出任何手段的手段建构起一幕幕平实的情景,在人物困顿尴尬的人性夹缝里,进行种种点滴的、持续的、跌宕的故事讲述。可以说,王手以“非虚构”的跨界写作,为文学叙事寻找到更多新的可能性。他把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故事“率性”地记录下来,并以文学的方式深入到故事背后,让我们以更加现实的姿态去思考人生和命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真诚地需要“非虚构”故事,因为它从另一个视角震撼着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