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岱宗长篇小说《无关声色》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另类叙述

　　作为福建省小说界的新兴力量之一，余岱宗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系列对于现实生活庸常性的思考景观。而在这之中，无论从内容典型性、艺术手法、结构驾驭、作者投诸心力等各方面来看，长篇小说《无关声色》都应为其中的代表。

　　非烟小姐像一阵倏然而至的清风，吹进了文学院副教授霍近溪沉闷的书斋；或者说，非烟小姐是一只狐狸，闯进了霍近溪的爱情生活。非烟小姐以及她带来的“婚外恋”成为打开整个故事的神秘机关。

　　然而，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达成共识，这个充满桃色想象的故事实则远超“婚外恋”戏码。作者本身深谙反讽艺术，在小说一开篇食、色、性的集中轰炸式描写中，却以“无关声色”这样的标题作一淳朴的自我陈述——表面的“婚外恋”故事的确“无关声色”，作者要探讨的，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在小说创作中，以轻盈的男欢女爱故事架构包装深刻主题的写法本不足为奇，但余岱宗此篇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在戏谑化与冷幽默的笔调处理之中，将单纯的男欢女爱演绎为男女之间心理与精神上的博弈，并且这种博弈，与张爱玲笔下的世俗化审美倾向不同，呈现出一种冷峻毒辣、一针见血的审美景观。

　　男主人公霍近溪是博弈的男性主体。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他被塑造成为一个集结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弱点的典型“犬儒主义分子”。单纯而世故、机警而迟钝、怯懦而渴求，种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在他身上达到一种性格的全盘杂糅。在学术上他庸庸碌碌、安于现状，想评职称就写论文，想提升文凭就念博士，在小说部分折射的中国高校复杂生态中，他心甘情愿地被成套既定游戏规则所安排。在婚姻生活上他也同样持“不痛不痒”的态度，心安理得地接受富裕妻子的物质财富享受，在没有爱情的基础上，仍然顺从地满足妻子定时定量的性爱需求。这个“犬儒主义分子”，全程承担着一个“木偶”化的角色扮演，在“婚外恋”的故事架构中，表现为一个在婚姻生活中被牵制、被摆布的角色——“妻子控制丈夫”的弱者姿态，实际上，与社会生活角色并无二致，正是一种互文性投射。

　　因此，非烟一句“你懂得爱吗，老师”，成为了直戳要害的大胆诘问。这个博弈的女性主体，妩媚、活泼，古灵精怪，神似于《聊斋》中的狐仙，然而她既穿越至此，便被赋予了典型的现代意味：性开放、爱大胆，并且世故、摩登、聪明、圆滑。研究《聊斋志异》的学者霍近溪，遇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狐仙女子非烟，却表现出一种“爱无能”的怯懦姿态。一面在肉体迷恋中颠鸾倒凤，一面小心翼翼地在家庭生活中委曲求全；一面渴望婚姻之外的新鲜空气，一面又时时恐惧情陷其中，甚至在与情人一夜情之后，又怀着好奇心极力打听老同事对于非烟的“调戏”过程。这种低级趣味与情色想象的背后，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分裂型的人格需求。

　　对于另一个女性博弈主体，即霍近溪妻子——陶莉萍，作者显然更具讽喻意图。“律师陶莉萍是这个城市里最标准的生猛白领”，陶莉萍一出场，即将“无关声色”这一自白式叙述击得粉碎，她不偏不倚站在了其对立面——一个“声色”的集中体。在主流社会价值观念中，作为时代精英的陶莉萍，有钱、有权、爱好享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却站在了小说隐含价值体系的对立面。

　　陶莉萍的这种符号性色彩，恰恰是为了凸显霍近溪在婚姻生活角色、社会角色以及心理角色等全方位被围困的困境。霍近溪这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围城”里，“突围”并不是惟一的表现领域，其中应当包含了三个层次——“自围”、“被围”与“突围”。

　　这三个层次与人物在角色之间的切换均有指涉。“自围”主要存在于心理角色，除了外界环境与社会规则的影响之外，更多地来源于霍近溪懦弱的个性与精神上的分析洁癖。以至于培养了他对于社会既定游戏规则的漠然与盲从，一种温顺的奴性构筑了他内心世界最坚不可破的围墙。“被围”与“突围”，同时存在于心理角色、婚姻生活角色与社会角色，并且正是在这种角色的切换之中，凸显了其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作者在具体的文本叙述策略中，以“婚外恋”故事“一男二女”的结构转移和集中了此种矛盾。最后霍近溪彻底陷入了这样一个由社会、家庭、自我共同构筑的精神围城之中，其心理角色、婚姻生活角色与社会角色都呈现出了绝对稳定的状态。

　　这时候的霍近溪，已然成为温水煮沸后一命呜呼的青蛙。这个来自科学实验的比喻，其生动形象性，却无比贴合于《无关声色》所力图折射的中国当代知识界精神困境。单独一个霍近溪不能包含作者的写作野心与哲学思考，霍近溪身上的所有特质，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性影像的一个缩影。在最后“突围”失败的霍近溪，彻底放弃了寻求新生活的可能，陷入绝对的“自围”与“被围”之中，完全杜绝了改变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性与虚无性。他的生活演绎为一种单向度的舒适、安逸、安全——这是大部分当代知识分子所共同生存的“温水”生态。水是肮脏之源，细菌温床。然而温度适宜的水，又最易麻痹神经。“青蛙”是一个绝佳的意象，贪图安逸，纵有万般武功能力而懒于施展。“青蛙”们在“温水生态”中苟且求全、得过且过，这种滑稽生存状态与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因此，最后被预言的命运不仅是一种个体性噩耗，或者含有群体性悲剧的隐喻。

　　霍近溪的生命与哲学思考，以大量非叙事性话语内心自白的方式，直接进入文本，在叙事性话语之间上蹿下跳，密不可分，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这种文学景观在余岱宗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却也成为余的小说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地方。“非叙事性话语”还造成了一种客观艺术效果——反讽。思考的主体恰恰就是被批判的主体。“温水中的青蛙”霍近溪，并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相反，他非常乐于思考和剖析，对于人性的阴暗面充满好奇，还常常得出犀利毒辣的独到见解。然而，可笑的是，他试图以超然的旁观者心态赏玩同样在温水中挣扎的其他生物，却不料自己也同样是被赏玩的对象，自己也同样沉沦于这一摊浑浊的温水之中。霍近溪表面上洞察一切，实际却没有任何行动——“在保险箱里玩火”，因此他的自省与自我剖析，便沦为了一种知识分子恶趣味式的消遣与娱乐，这种思考是一种适可而止、隔靴搔痒的思考，在被生活的庸常性所同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生活的庸常性，却从不实际触碰本质，反讽意味浓厚，在反讽的背后，还有悲剧意味。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作者为这个“无关声色”的故事所设置的结局。霍近溪为获博士文凭北上求学，非烟不时探望，两人重新做爱，重新发现对方，并且在陌生地点回味着曾经的感情。“好吧，谢谢你，非烟小姐，你像只狐狸，再次闯进了我的书斋生活。”“不，是闯进了你的爱情生活。”其中，温暖、温情色调溢满纸间。在十几万字的揭露与自白之后，作者并没有采取调侃、批判、拷问之中任何一种态度，而是出其不意地选择了宽容，宽容了这个“犬儒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他背后的一大群“温水中的青蛙”。我想，这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反讽，这似乎也是一种理解的视域。不过，我更愿意认为，作者在充满诚意地写作了这部小说之后，他本人在宽容霍近溪的同时，在潜意识中，也希望自己能够被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