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意识形态与人性完美结合

　　孙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即对“真实性”的尊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人民的生活情绪》)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也忠实的实践着他这一主张：他的小说远离当时奉行的宏大叙事，采用独特的个人化视角，以人物身上具有的美好人情人性为线来结构全文，注重战争的日常生活化，表现的是普通人身上的淳美人情和人性，避免了对烽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斗场面的刻画，从而给极度紧张恐怖的战争年代留有一方温情的净土。孙犁极具人文关怀，着眼于对理想人情、人性的弘扬和赞美，然而，这种主体的理想人情、人性是与当时的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即“抗战”分不开的。二者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人民大众的“询唤”作用。在当时的革命大背景下，革命者包括八路军等人民军队，已经担负起了抗日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他们通过宣传、说教等方式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自然地接受了抗战理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救国已经上升为全民的意识形态)。这种形体的功能在于把劳苦大众“询唤”为革命的主体，使其臣服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革命”的不满因素，使主体产生积极的参与感和极大的荣誉感，(以此换取不同程度的安全感)自动的表现为革命的主动者，而绝非被动者，从而将参与革命变成了意识上的自觉。于是，深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有着共同抗战目标的军民之间的心理和行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一致。

　　另一方面，军民之间情意的相互交织与纠缠，以及民众对当时“抗战”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接受。在那个极度紧张的战争年代，人民遭受战争之苦，早日获得身心安全与自由已经深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革命也便自然的成为社会的主流，全体人民心连心共同抵御敌人也成为不可辩驳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共同灾难命运和反抗意识的军民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与统一，即“反抗日军，争取胜利，获得自由”，并且建立了稳固的阶级情、战友情。全民参与战斗的思想意识也就毫无条件的深深地植根于每个社会成员心中。可以说，人们接受“抗战”意识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主动接受。“自从弗罗伊德以后，许多哲学理论都把无意识看作我们个性的核心，是我们天性的产物。而阿尔都塞却论证说，我们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事实上，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路易·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抗战意识下，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才能够从内心深处把抗战当作己任，并且义无反顾地付之于行动当中。

　　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主体毫无条件的主动接受，再加之人性原本的美与善，才会使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散发出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军民之间相互尊重、鼓励、支持和帮助着对方，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便在这里发生，一份份感人肺腑的军民情深入人心：如小说《碑》中的一家三口，赵大娘“好说好道好心肠”，她日夜盼望着八路军战士能到家里来，他们几天不来赵大娘便开始念叨，当听到八路军战士刚来便要走时，“大娘简直是求告他”吃一点东西再走；赵大爷不顾生死安危，冒着严寒之夜撑船将八路军战士送过河去；而小菊则毫不留恋地把自己心爱的准备过年穿的棉衣拿出来给八路军战士穿，当得知20个八路军战士只剩两个人时，他们全家都处于了一种极度的悲愤之中，更增加了对敌人的憎恨之情。《蒿儿梁》中年轻的妇救会主任和她的丈夫，细心、热心地帮助杨纯医生照顾伤员、转移伤员、保护伤员的事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感当然不能排除人们内心本真的善引发的温情，但这更是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要战争，要革命便会有流血牺牲、惨重伤亡，于是，忧愁、悲伤、痛哭、恐惧、伤残、血腥、苦难等种种悲剧性情绪，便会“割不断扯不尽地将文学牢牢地缠定。即使是一些喜剧性作品，也在骨子里暗含了悲剧性情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孙犁小说中虽写到了革命，也有一些流血牺牲，却毫无悲凉凄惨之感，这正应和了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中的话：“我们要不要悲壮的东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可以挫伤我们的斗志，但悲壮的作品却可以激发人们的健康的战斗的感情。”(曹文轩(《二十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因此，孙犁作品中崇尚的是普通人们内心充满的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这种“乐观”在女性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她们大都朴实、勤劳、热情、坚强、善解人意、觉悟高、对胜利充满信心，并且积极配合人民子弟兵抗日，绝不拉后腿。这些女性成为崇高、优良品质的载体，给予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品中善良、热情、乐于助人、对人民子弟兵如同亲人一样的《碑》中的赵大娘；坚韧、刚强、积极向上者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媳妇；开始对丈夫充满怀疑、怨恨，知道实情之后深深地理解和支持丈夫，并且变得自立、坚强，宁用死来保全人民子弟兵安危的浅花(《“藏”》)；年纪轻轻便做了青妇部长，领导妇女积极配合子弟兵抢收麦子，并且内心诚恳热情、思想进步的二梅(《麦收》)……这些女性身上散发出的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光芒。当然，孙犁作品中也有对落后分子的批判。他在处理正反面人物时，采用了道德政治化的手法：《光荣》中的原生媳妇小五，自私自利，不但不理解丈夫的革命行为，相反还背晦丈夫，埋怨丈夫让自己守寡，对于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孙犁在她的相貌上也做了处理，“媳妇的眼皮和脸上的肉越发搭拉下来。这个媳妇并不胖，可是，就是在她高兴的时候，她的眼皮和脸上的肉也是松卷的搭拉着”。按民间说法，好人面善相，而坏人则一脸的“横肉”，原声媳妇便属于后者了。而作者对于秀梅的刻画就不同了，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且大公无私，主动承担了照顾原生父母的担子，却把自己的婚事放在脑后。这一写作方法显然能给读者留下充足的道德评判空间。可以说，这种“乐观”情绪也是与抗战主流分不开的，他们已经被一种预期的胜利深深地浸染着，并且能够将这种情绪持续下去，全然忘记了“痛苦”是什么。

　　我们说，孙犁虽善于刻画女性形象，但他有意忽略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即在小说中，女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性别意识的缺失，包括爱情意识。在这些女性心目中，丈夫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伴侣和配偶层上的意义了，而更是战友、同盟，在他们之间更为鲜明的是一种阶级情意。正如前所说，全民已经被“革命意识”所环绕，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奋斗目标，那便是击败敌人，赢得国与家的安宁与和平。因此，夫妻之情在文中便表现的极其淡薄、渺小，夫妻组建起的小家庭的和睦与安危已经远远比不上由全体人民共同构成的“国”的共同体的安危、和平重要了。换言之，女性对于革命胜利的向往和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她们对于男人的依赖心理及感情的细腻敏感等意识可以淡化甚至完全被湮没。于是，“在他们，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他们是：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这种心理或是情绪造就了革命的情绪。“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的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的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人民的生活情绪》)。正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再加上纯善散发的温情以及与人民子弟兵浓厚的感情相交织，让这些女性身上绽放出最为壮美、永不凋零的人性之花。或许，正是这种忽略，才让女性美好的品德在以国家为重的大前提下得以彰显。

　　正是在当时“抗战”意识的影响、人性本有的善与美，再加之孙犁独特方式的表达，理想人情与人性便被完美刻画，孙犁小说中的人物也因此成为至善至美的象征。这不仅给予“弘扬革命与英雄高于一切”的环境一股清凉之风，即使在现代这个各种文学风行的时代也同样能够带给人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