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文学批评家的风采——孙犁论现当代作家举隅（二则）

　　孙犁的文学生涯，起步于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的社会及其文艺理论的向往、研习、阐扬，中经四五十年代在战争和革命的召唤下开始并很快进入盛果期，不断收获卓异艺术成果，产生广泛而绵远的影响的文学创作阶段；“文革”后复振于社会文化批评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的写作，终以大量锋利而美隽的文章，勒成巨帙“劫后十种”，自成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方重镇，而长存于我国进步的文艺理论批评遗产的宝库中。仔细考察孙犁所走过的道路，终其一生，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劳作，始终没有歇息过。人亡琴在，遗响悠然。

　　也许可以说，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孙犁，其实绩，是足以与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孙犁相埒的。从这方面深入地研究他、学习他，是推进孙犁研究，开启这一丰赡的资源库以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的一项重要而切迫的任务。

　　下面，仅以孙犁新时期所写的读作品记，小说杂谈、小说札记、论及小说创作的序言书信中，读取一些较少为人瞩目且切于当前文情的文例，举隅而发微，冀以引发更多的共鸣和会心。

　　一

　　《读萧红作品记》写于1981年8月，见《尺泽集》。文章一开始，先引用鲁迅写的《生死场》序和茅盾写的《呼兰河传》序中的两段名论，认为两文对于萧红的评价最为得当，“特别是鲁迅的文章，虽然很短，虽然乍看来是谈些与题无关的话，其实句句都是萧红作品的真实注脚。不只一语道破她在创作上的特点、优长及缺短，而且着重点染了萧红作品产生的时代。一针见血，十分沉痛。文艺评论写到这样深刻的程度，可叹观止。”又说：“我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关于萧红，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孙犁论及作家作品，很少引用别人的评论，此用是例外。虽然叹为观止，主张述而不作，但孙犁还是在引述鲁迅的评论之后，作了阐幽发微的工作，使鲁迅含蓄而凝重的不刊之论，得到显豁切实的注释。其要点为：

　　一、孙犁从他自己的创作和编辑，评论工作的实践中，渐渐体会到作家的出现和成长，是由于时代生活的召唤和推动，通过自己坚韧的学习和努力，具备了优良的素养，才得以破土而出，得到成功的；文学前辈的扶助、奖掖，文学编辑、评论家的发现、鼓吹，都是一些外因，只是时代催生作家，作家应运而生的必然性的一种偶然性表现形态而已。常常听到说某某作家是谁谁谁培养的，这是夸大失实的说法。基于此，孙犁不同意“没有鲁迅就没有萧红”的说法，认为：“先有良马而后有伯乐，萧红是带着《生死场》原稿去见鲁迅的。鲁迅为她的书写了序，说明她是一匹良马。”

　　孙犁认为，研究一个作家，除注目于其成功作品的美质和光彩之外，更应倾力于说明这位作家成名之前长期的文艺学习、人生体验、写作实践等潜生暗长的过程。对于萧红，也要这样。孙犁说：“鲁迅对她的帮助并非从这一篇序言开始，我们应该探索萧红创作之源。鲁迅以自身开辟的文学道路，包括创作和译作，教育了萧红，这对她才是最大的帮助。”孙犁具体而扼要地引证材料，说明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她的作品中，有鲁迅散文的特色，有鲁迅所介绍的国外小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时代的聂维洛夫、绥甫琳娜等人短篇小说的特色。孙犁认为，“萧红的作品明显地受到同路人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反映现实的才能。”“但更重要的是她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她对时代是有浓烈的情感的；她对周围现实的观察是深刻的，体贴入微的。她对国家民族，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萧红作品产生的背景，是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的时代，是在日寇铁蹄下呻吟、挣扎的东三省沦陷后伤心惨目的现实生活。孙犁读着萧红写于30年代之初的作品，感到她所写的生活，她的行文的语法，多少有些陌生了。“但她究竟使我回忆起冰天雪地、八年抗战，使我想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的牺牲，使我记起《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这，就是鲁迅所称许的萧红作品中表现得“力透纸背”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就是鲁迅在序中所说的《生死场》的“健全”的“精神”，会给予读者的“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这，就是鲁迅以含蓄的揶揄口气指出的《生死场》“大背‘训政’之道”，“扰乱了读者的心”的艺术功效——“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二、孙犁以其锐敏的艺术感受力，摄取了萧红小说给予他的最鲜明的感性的艺术印象，并提升为对其艺术特色的理性归纳。他具体而微地阐发了鲁迅所激赏的萧红作品中“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也把握住了茅盾所指出的萧红小说中更为“诱人”的气质：“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孙犁是这样写的：“萧红最好的作品，取材于童年的生活印象，在这些作品里，不断写到鸡犬牛羊，蚊蝇蝴蝶，草堆柴垛，以加深对当地生活的渲染。这也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中常见的手法。萧红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不大，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加上她的细腻笔触，真实的情感，形成自己的文字格调。初读有些生涩，但因其内在力大，还是很能吸引人。她有时变化词的用法，常常使用叠问，都使人有新鲜感。她初期的作品，虽显幼稚，但成功之处也就在天真。她写人物，不论贫富美丑，不落公式，着重写他们的原始态性，但每篇的主题，是有革命的倾向的。”“萧红小说中的人物，现在看起来，当然不能说是新人，但这些人物，尤其是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真实的形象，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画幅之上，今天还使人有新鲜之感。”他又说：“萧红可爱之处，在于写作态度赤诚，不作自欺欺人之谈，其作品的魅力，也可以说止于此了。”

　　最后，孙犁严肃地总结说：“不想成为作家，注入全部情感，投入全部力量的处女之作，较之为写作而写作，以写作为名利之具，常常具有一种不能同日而语的天然的美质。这一点，确是文学生涯中的一种奥秘。”

　　解开这个“奥秘”，孙犁就洞见了“一代英秀如萧红”这样革命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命门”。而探索这种在大量文学现象中时隐时显的“奥秘”，大概就是试炼真的文艺批评家的一个考题吧。

　　二

　　孙犁在“文革”后以写社会文化批评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为主业，但他论及现当代作家和具体作品的文章，在量上并不多。这是因为，他是认真对待这一工作的，只对着自己确实读过的作品或作品中读过的那一部分谈一己之见。他认为写作品评论，“任务重在读书，而不在写文章。然读书可是不能马虎的”(《致冯立三们》)。自新时期文学初兴之际，他顺时兴会，为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宗璞、舒群、李准等作家的新作写了那六篇著名的“读作品记”之后，他的时间和精力，都已不能应对日见其斑斓、日见其繁巨的创作新常态了。如果责之太严、求之过高，那就不近人情了。但是，孙犁仍然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地对当时有影响的中年作家和新进的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集中地见于《读小说札记》(共八则，见《老荒集》，或分散地见于若干序文、信函、文艺杂感)。他对贾平凹、铁凝作品的多次实是求是、有赞赏也有婉示规劝的评论已比较为世所知了，兹不论。现在我想征引一些不太被人提及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片段，谈一点自己研习的心得。

　　先来看《小说札记》之七论及张贤亮的《绿化树》的一段：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这一期《小说选刊》只登了一半，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作者的经历、学识、文学的修养，对事业的严肃性，都是当前不可多得的。

　　他的小说，受欧美、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较重，时有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创作精神，流露其间。开头一段。车夫所唱民歌，与大自然的协调，结合主人公的感叹，三方面交相激扬，其神韵，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效果。

　　马缨花这一人物写得很好，从中更可看到普希金、梅里美、高尔基人物创造的神髓。描写她的形象那一节，用笔自是不凡。

　　作者说这部小说，所得启示，与《资本论》有关，然从所读章节，实在还没有看出这一点。等看完以后再说罢。”

　　张贤亮是新时期出现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地处偏远的《朔方》杂志别具只眼，连续在头条位置发表他最早的那些短篇小说时，当即引起了《文艺报》评论家阎刚、谢永旺的注意。谢永旺写了一篇《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评论了当时已发表的张贤亮的六七篇短篇小说(从《四封信》到《灵与肉》为止)指出，“张贤亮的作品有着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作者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重要而深刻的东西，并以这种生活本身具有的朴素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的作品取材未必怎样新颖，有的作品甚至使人联想到有某些古典名作的相似意境，但是我们读来不但不感到陈旧，反而很耐咀嚼。我想，这是由于作者对生活开掘得深，情思痛切，又有描画人物心灵的出色本领的缘故。”他还指出，张贤亮的《灵与肉》描写的许灵均的形象，虽负荷着伤痛，然而“超越伤痛，写出了人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力量，并且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揭示出：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力量归根结蒂来自可爱的祖国大地，可爱的人民。”

　　老作家丁玲看到了《灵与肉》，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抒发许灵均的生活遭际和家国忧乐给予她的共鸣和喜悦，说她虽然不认识张贤亮，小说也只看到这一篇，但通过这一篇，“我以为我和他已经很熟了，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文章也是写得很好的，排比、迂回、反复、层次、主从，都安排得恰当，写得细致，含蓄，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步的，大概是经过生活的熬炼和写作上的刻苦用功的。”

　　把孙、谢、丁三篇评论放在一起读，可以看出，虽然写作时间有先后，评论的作品有异同，但都贯穿着一条严谨而热情的现实主义的衡文准则：都指出了张贤亮小说忧愤深广、苍凉沉郁、真力弥满、境界高远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和风格，又指出了与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基调并存的既凝重又飞动，血泪和梦幻交织的艺术神韵；都着重分析了小说在人物创造上投注的热情、开掘的尝试和力度，完全生活化的按跡循踪的白描绘状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神髓；都注意到这一横空出世的作家在连续收获这么多优异的艺术成果之前经历的生活熬炼，艺术师承的来源，文学修养的涵茹等创作的准备情况。我认为，这些写于30多年前的评论，同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一起，就是现在重读起来，也是可以相互征信，葆其新鲜的。我之所以在抄引孙犁对《绿化树》的评论时也旁及谢、丁的评张隽语，一是借此表达我对不久前逝世的作家的敬意和怀念，二是也私下希冀现在“90后”的新一代文学艺徒，或许能由此一顾我们曾经有过的，虽然也浓重真切地写到苦难但却终竟还是反映时代，赞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姿影风貌；在他们走上文坛之前的研修磨炼过程中，得到一点启示和借鉴。这样的希冀，不会是奢望吧。

　　记得，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普希金写的文艺批评文章时，曾说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伟大的作家一旦亲自掌握了批评，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普希金完完全全是这一类人物，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上了难忘的一课”(见《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一书)。在我国“五四”以来迄今的新文学史上，称得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批评的艺术家”这一称号的大作家，厥有其四，即鲁迅、茅盾、郁达夫、孙犁。他们所写的大量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果可以宽泛一点使用这一术语的话)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文学工作者，尤其是文艺批评工作者不能轻忽和怠慢的。这是我们学习、进修时优良的教科书，是我们工作时可以随时取用的精良的工具库。特别是孙犁的文论，它距我们更近，读起来也就更亲切，更有共鸣，具备多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