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超越的苦闷——读孙犁致田间的一封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1月24日07:13 许建辉
1946年4月10日孙犁致田间的信     1946年8月16日孙犁致田间的信1946年4月10日孙犁致田间的信          1946年8月16日孙犁致田间的信

  孙犁与田间相识于1940年,1941年开始一起供职于晋察冀边区文协。当时田间的职位高于孙犁,名气也大于孙犁,但这并不影响二人成为至交。后来二人因为工作需要各奔东西,友谊便托付于南来北往的鸿雁。1985年田间逝世后,其夫人葛文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8封孙犁致田间的亲笔信,随即复印一份寄给孙犁,原件则全部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文学馆编辑《馆藏珍品大系》,拟将其中一封收入《信函卷》第2辑中。之所以八选其一,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最能传达“困难时期相濡以沫”的情谊,也最能体现“诉衷曲,谈心情,讲苦恼,求帮助”的交流功能。请看这封信:

  田间兄:

  三月从中央局来信收到。前些日我到安新一带去了趟,当记者写了几篇通讯,现在回来校印《文学入门》(即前所写区村文学课本),过两天印成即寄赠一本,看看后送人吧。

  你时刻关心我,我应该记得你时刻对我的关心。从去年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也就越苦痛。我应该根据你的提示做去,把生活正规起来,振作精神。——这样使精力集中起来,也能工作,身体也会好起来。

  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总之是现在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你针对这点鼓励我。我一定要努力克服这种心情。就是逐渐打开生活的范围。我说逐渐——你不要见笑,老毛病。

  如果说创作的苦闷,那定全是由于自己的不努力。不伸(深)入农村部队,我想就休谈创作,而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头文章,自己不愿,别人也不允。——干脆不写?就要做别的工作去,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又没有决心。这就是以往苦恼的情况。

  但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今后注意一下,我想会渐渐好起来。至于其他,望你不要惦记。望常给我写信。

  敬礼!并问葛文同志好。

  孙犁

  四月十日

  这封信未署年份,据内容分析应是1946年4月10日所写。当时田间正在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担任着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犁则是于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抵达张家口,旋即经领导批准,独自步行返回冀中,投入了新的工作与生活。信中所言“从去年回来”,此之谓也。

  冀中是孙犁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迈出了人生第一步。他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他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从1939年春天到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通讯社工作算起,他与故乡阔别已近8年。一朝载誉而归,亲人团聚,旧友重逢,其乐何如之?可是在家里住了不过4天,他就急急忙忙打起背包深入生活去了。其创作欲望何等急迫!其工作热情又何其高涨!怎么短短几个月过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呢:他“总是精神很不好”,“不振作,好思虑”,“没有以前那股劲了,写作的要求很差”;“灰心丧气”……仿佛丽日蓝天中忽然布满阴霾,孙犁闪电般的情绪变化是一个硕大的问号。

  答案好像是早就有了,只是尚有待商榷。比如说是因为“延安整风给他造成了精神冲击”,那《荷花淀》不正是延安整风之后写出来的吗?说是因为“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公开批评”让其心有余悸,那“文艺……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之认识,难道不是来自作者早就做好的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比如说是因为土改时《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那当地一个普通“宣传干部亲自出马”写一篇文章就代表了权利意志就能从精神上摧毁一个著名作家,那这个神经太过脆弱的作家,还会是那个外柔内刚的大作家孙犁吗?

  诚然,各种各样的“内耗”给作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家庭成分被定为“富农”,自己被“搬石头”,个别笑人无气人有者“以革命的名义”搞点儿上不得台面的小权术等等,但这些事情可以让被害人“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也比以前坏”,却不应该、一般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影响到个人的自我能力评估而认定自己“没有希望”。自从孙犁蜚声文坛,羡慕者有之,嫉妒者有之,由羡慕、嫉妒而生“恨”者恐怕也不乏其人,可就是没听说没见到有谁人质疑过他的才华他的笔力。巨大的成功面前能够稳如磐石安之若素已非浅薄者所能为,而像他这样反而陷入苦闷烦恼,的确有些违背常情而出人意料——因为他不肯把《荷花淀》当本钱背一辈子,而是视其为个人创作生涯中一条全新的起跑线。

  孙犁的“苦恼”正在这里:他把《荷花淀》写得太好了,一出手就写成了典范就创造了“流派”就把自己送进了未来的文学史,以这样的高度作为起点再出发,哪怕是朝前迈出一小步都绝非易事。而他又决不甘心就此止步,“借八年小小虚名写空头文章,自己不愿,别人也不允”。“干脆不写?就要做别的工作去”,“又没有决心”。于是苦闷,彷徨,痛苦地挣扎在“写”与“不写”之间。这个在1946年来说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七番寒暑后的1953年,他还在写信“征询”田间的“意见”:“我在报社,因无多少工作,所写又系历史小说,时间长了,有些沉闷。我想转移一下。但我又不愿专门当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这样的情形,应该采取一种什么工作方式为宜?”——一言以蔽之,孙犁的苦恼,是一种渴望自我超越的焦虑。

  1950年代,孙犁与其上初中的女儿曾经谈起过《荷花淀》的创作。女儿问他“《荷花淀》是怎么写出来的”,他的回答是:“就那么写出来的。在窑洞里用草纸,连底稿都没有打……那时候延安刚刚整完风,人们还不怎么写。再有,那个地方风沙很大,见不到这些东西(指淀水荷塘),所以就感觉好。”说话时,“笑容一直浮在他的脸上”;“说完之后,他似乎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脸上露出那种孩子般的受了表扬后的腼腆”。一篇经典之作,一束神来之思,看似谈笑间信手从容拈来,却是蝶恋花蜂酿蜜般以心血酝酿的成果——孙犁与白洋淀结缘在1936年秋至1937年夏,写出《荷花淀》则是在1945年的延安之春。漫漫7年间,该有多少生活多少情感多少思虑多少想象和联想加注其中,然后方有这一株文苑奇葩亭亭玉立。《荷花淀》的价值,诚如孙犁自谓:“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惟其如此,“用谈笑从容来描摹风云变幻”(茅盾语),《荷花淀》才创造出了领跑一个领域的艺术标高,非要为其刷新纪录,焉能不苦?

  好在,烦恼是烦恼苦闷是苦闷,重要的是孙犁从来没有一刻停下他手中的笔。从1946年到1953年,这个时段中的孙犁,堪称人勤年丰硕果累累:1946年在河间县,他写了《荷花淀》的续篇《嘱咐》;1947年在白洋淀同口镇,他写了散文《渔民的生活》《织席记》《采蒲台的苇》……1947年4月,出版小说、散文集《荷花淀》;1949年7月,出版短篇小说集《芦花荡》;1949年8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嘱咐》;1949年10月,出版中篇小说《村歌》;1950年4月,出版散文、小说集《农村速写》;195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采蒲台》;1951年出版诗集《山海关红续歌》、1951年10月,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1集);1953年4月出版《风云初记》(第2集)……这些心血结晶,终于让孙犁苦闷不再,让他在晚年回首时得以不无骄傲和自豪:“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的严峻检阅。”因为这些作品“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因此,可以断言,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的确,孙犁“他一生都在用美好高尚的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尽全力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自觉抵制那些毒害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看似‘时髦’、‘现代’实则令人伤心惨目的种种不良现象”。他的文学境界,广阔而高洁。他留给我们的箴言是:“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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