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如何坚持我们的独立思考

《汉娜·阿伦特》电影剧照

《汉娜·阿伦特》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

《汉娜·阿伦特》电影剧照

《汉娜·阿伦特》电影剧照

　　看过德国电影《汉娜·阿伦特》之后，最大的感慨就是如果阿伦特生活在Twitter、Facebook和微博的时代里，那么当她发表了有关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之后，一定会掀起比当时更大的舆论风暴，遭遇更多的指责和谩骂。较之当时，现在的媒体更会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歪曲作者的原义，现在的读者尽管普遍学历更高，却愈发不能认真地读完她的文字，而会更习惯于仅靠道听途说媒体、别人的转评，就情绪化地盲目贴标签、表明姿态，说着和别人雷同的话，却认为这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个性和责任感的体现。

　　暂且不谈电影论及的“平庸的恶”，电影令笔者最想思考的是：阿伦特的文字引发这种极端化对立的症结在哪里？也许在于阿伦特和她的读者们对于艾希曼审判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的不同。

　　在以色列政府、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看来，艾希曼审判具有历史意义，艾希曼因其特殊身份，已成为一个可接受犹太人审判和清算的纳粹分子符号，这在电影中阿伦特出发前其犹太好友汉斯的言语中也能看出。所以阿伦特的文字发表后，以色列政府自然会反对她，因为她质疑审判的权威性，疑似在为纳粹辩护，对犹太领袖的指责，更让作为新犹太领袖的他们有理由认为她背叛了犹太复国主义，甚至整个犹太民族。对一般民众而言，绝大部分人根本读不下去，甚至难以理解阿伦特的语言和思想，于是很容易就接受了媒体、知识分子、以色列政府，将他们不能理解的阿伦特，贴上极易理解的纳粹标签；而失去亲人的犹太民众则还要在此基础上加上家庭民族的多重创伤。这些都是好理解的。

　　而美国大学那些非犹太裔知识分子们，又为何要忙不迭地声讨阿伦特，与之划清界限呢？很多人的理由不那么纯粹。至少电影中那些聚在一起说三道四的男性知识分子当中，不少人是将这一审判及阿伦特的报道可能形成的热议，视为热门话题；而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此时必须有所表态。

　　首先，是因为支持受难的犹太民族是政治正确的，对任何疑似为纳粹辩护的言论进行抨击，绝对是无本万利的好事。在无人反驳时，他们可以洋洋得意地卖弄自己的文采，在遭遇反驳辩论不过时，他们还可以表现出义正词严，绝不与之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决绝姿态，所以这时反对阿伦特，远比理解阿伦特更为容易。

　　其次，是一些美国知识分子骨子里可能暗藏的文化自卑，欧洲文化和思想太久以来对他们采用俯视的态度，所以当阿伦特用过于冷静理智的言语分析这一历史性事件时，他们再次感到被高傲的欧洲思想侮辱了，被“智慧的乖张”伤害了。

　　再者，这里面多少也有男性知识分子对强势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对于不少男性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喜爱的“知识女性”，不过是仰慕他们的女学生，她们不但不会经常质疑他们，让他们显得无能，反而会令他们满足虚荣心，享受浪漫的爱情(正如片中塑造得太过猥琐的怪大叔海德格尔一样)。而阿伦特的语言风格应当是一以贯之的，对她的高冷，这些男性知识分子之前心中未必没有反感和积怨，只是找不到任何至高点能够压制这个强势的女人，而这次她把自己和艾希曼这样的纳粹绑在一起，让他们可算有了反击的道德至高点。电影安排阿伦特的美国好友、女作家玛丽狠狠地反击了这群小男人。不过，如果这正是电影编导想要达到的效果，那么这种设置本身也有问题，因为这与海德格尔的形象塑造问题一道，不免构建了一种男女知识分子的对立架构；而在当年反对阿伦特的浪潮当中，充当主要攻击者的，真的只有男性吗？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种预设，倒也不难理解，因为阿伦特本人就被太多冠以“海德格尔的情人”、“海德格尔的得意女门生”等一系列依附男性的标签，也许电影创作者本身就有反拨这种标签的潜意识吧。

　　而对阿伦特本人来说，艾希曼审判及对之的思考，则是给她一直思考的哲学问题，即恶的问题的一个解答，其意义远超一个历史性审判的“事件”，更非一般民众所认为的“热门话题”，作为以思考为业的人，她觉得有义务对此贡献自己的见解，而非作为一名普通记者讲述普通读者想要听的惩恶故事。所以当《纽约客》主编向她指出文中有个希腊词会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时，她的回答是：“他们应当学学！”也许在她看来，如果想要认真思考这一哲学问题，读者反而应当提高自己的认知思考水平。这种情形在现在的社交网络中也颇为常见，很多专家并非在有意作秀或在为谁洗地，其中一些只是就某些问题提出有前提限定的评论、思考，可由于媒体为制造热门话题的有意误导，加之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一般读者很难对所有“专家”的言论做出正确判断，更多只会被情绪和舆论左右。也许在一个媒体甚至社交网络左右舆论、民意的时代，如何做好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原初意义上的)，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阿伦特这样冷静到“对任何民族都没有特殊的感情”的哲学家？可以看到，在电影中大部分时间里，阿伦特甚至认为她没有必要回应指责。直到库尔特在病床上背转身子不再理睬她，直到犹太同胞对她发出了最痛入骨髓的诅咒。

　　坦率地说，对阿伦特勇敢提出独特思考的勇气(尽管在她这无关勇气)，笔者十分赞赏，对假惺惺地玩弄语言游戏或是道貌岸然地显露姿态的知识分子们，笔者也颇为鄙夷，但她解决与好友分歧的方式，却令笔者难以释然，尤其是对待老友库尔特和同事兼好友汉斯的方式。尽管前者可以用疾病缠身、无暇仔细阅读阿伦特原文字，后者可以用对海德格尔的妒恨做解释。但他们的指责也不能不让人思考，阿伦特在论争中是否存在问题？如果说她不认为需要采用一般读者适应的表达方式，不认为身为犹太人她就必须站在犹太民族甚至以色列政府的角度思考这一哲学事件，但对于朋友们呢？阿伦特毕竟对病床上的库尔特说过，“我只在乎我的朋友，这是我惟一能付出的感情”。对于咒骂她的来信，她尚且准备一一回复，因为“我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我得负责”；对学校的学生，她尚且能够作出条分缕析的公开说明，为什么对库尔特和汉斯她却没有更多的努力呢？是思想者注定孤独，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汉斯不是真正的朋友，可库尔特对她来说却是“家人”啊！难道不值得用智慧和感情去更努力地降低可能对后者造成的伤害吗？

　　面对他者的面孔，我们的责任其实正是一种回应的能力。如果心中只有追求真理的信念和独立思考的自由意志，可面对一个熟悉的面孔，却没有，或者至少是没能想办法找到更好的回应方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正如有评论所说，这种遗憾适用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他者”不仅仅是具体的他人，而且还是构成了我们主体性的所有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在各种他者之间寻找到永久平衡。事实往往是：我们最没有好好回应的，恰恰更多的是真正在意的、具体的他者，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亲近者寄托的希望更大，亲近者的不理解对我们内心的伤害也更重，因此促使我们固执地进一步夯实自我，以求保全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所以反倒不能像对待陌生的他者时那么理性而从容，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坚持独立思考的阿伦特似乎也未能免俗。当然，也许现实中阿伦特有过努力，只不过电影没表现出来而已。

　　最后，说一句原本应是题内话的话：阿伦特对于艾希曼审判的思考，探讨了人放弃主体独立思考，陷入到平庸的恶的问题，而对她的误解、指责和咒骂，也表现出人们被情绪、舆论、民族身份等因素左右时，同样可能放弃作为独立个体的思考，这是否说明，“平庸”也许不只会以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方式体现，也同样可以体现在人云亦云、激愤于群情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