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介入现场——评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7日07:01 李国平 高春民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以思想介入现场

  ——评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李国平  高春民

  孟繁华有一篇文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这个问题和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文学作品一样重要。新时期以来,有一批突出的批评家始终站在文学的潮头,践行着“运动着的美学”的批评理念,和新时期文学共同生长。他们的文字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思想库,也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或成就。在这个行当里,跃动着孟繁华的理性和激情。《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集结着他对当代文学的最新思考,眏应着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贯穿了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一如既往地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象。

  该著以先锋文学的终结为背景,以新世纪初的小说为蓝本,兼及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系统分析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关键节点和当下文学的特性。全书由二十几篇精彩的论文构成,对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官场文学及网络文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当下性、新人民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述中,作者既无简单粗暴地抹煞、否定,亦非通篇赞誉,而是始终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现场观照,既有宏大视域,又有微观见解,思路清晰,史识见融,具有学术著作应有的形式的整体性。

  该著指出了新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经“农村题材”到“新乡土文学”的变迁。他认为,如果仅从题材范畴角度来讲,白话文小说自五四时期兴起以来,创作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又转向“新乡土文学”的当代变迁之过程始终没有得到说明。“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是三个有同源关系的概念,但它们更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在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说明。作者对三者的学理差异进行了厘清,指出“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文学”重新发现了农村,发掘了农民,延续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意识对国民性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剖析和改造。书中以王跃文的《也算爱情》、毕飞宇的《玉米》、摩罗的《六道悲伤》、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作品为例,对农民对权力欲望的占有、恐惧、无奈、屈从,对暴力趣味的追求、欣赏,对人的冷漠等的揭示与剖析都鞭辟入里。从五四启蒙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仍然没有超越启蒙主义文学。文学史经历了百年的变迁,然而对国民性的批判仍然原地踏步。正如作者引用勃兰兑斯之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真实情况”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形式各异,却始终受到一种历久不变的深层普遍性支配,孟繁华认为这种普遍性是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指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积淀在人类思想深处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从历史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文学始终表现着乡土世界中的一种超稳定的深层文化结构,这既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关怀。

  孟繁华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分析,指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当下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特点。书中以文学的经典性与当下性问题为引语,以张爱玲的《小团圆》和贾平凹的《废都》重版为例,分析了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中的不同命运,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剧”了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文学不管叙述历史还是现代,都要为当下服务。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当下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孟繁华认为文学的“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发展运行。许多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特征。“当下性”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性。

  新世纪以来,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的问题也如影随形。当代文学因此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才使文学创作充满了魅力,而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表现这种不确定性。正如作者所言:“不确定性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宿命。”如此,当下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新世纪文学“复杂性”的双核。论著中有两篇论文旨在论述“不确定性”,一是《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2010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二是《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足见“不确定性”的重要意义。文学是个人化的事业,是一种个性化的创作,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现象,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同样,同一部作品对于不同的接受者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孟繁华是“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主倡者,也是底层叙事的引导者和建构者。他提出了“新人民性”和“新人民性文学”的概念,这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孟繁华的“新人民性”与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人民性”概念,它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的存在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可知,“新人民性”既不同于民族性,亦异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民性,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所要表现与阐释的重要目标。

  论著中关于底层叙事的评论占据了较大篇幅。底层叙事是新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新乡土文学侧重表现底层人民的外部苦难,都市文学更多揭示底层人民的精神苦难与身份焦虑。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温亚军的《落果》、马秋芬的《北方船》、吴君的《菊花香》等都是较好的底层叙事作品。底层书写是关于底层人民的叙事,是“新人民性”所要阐释的内容。一味地展示苦难、述说悲情,就陷入了底层叙事的庸俗的窠臼,忽视了底层叙事的文学性和终极关怀。孟繁华敏锐地洞察到了底层叙事的问题,以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将底层人民精神缺失的生存状态和文学对此表现的无力纳入到现代性之中进行剖析,以社会批判与道德关怀的视角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挤压底层人民生活与精神空间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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