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抗争宿命的精神历程——“复杂”的“浩然文学”

　

　　鉴于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及意涵，我们将浩然及其创作称为“浩然文学”。关于“浩然文学”，以新时期为界，对其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新时期之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被视为正确反映中国社会进程的样板，浩然也被提高到与鲁迅并置的高度，“浩然文学”成为其时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方向；新时期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浩然文学”也迅速贬值，甚至一度沦为当代文学的“坏样板”。笔者以为，这两种评价虽截然相反，但标准却相当一致，那就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评价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相对简单的标准之下，“浩然文学”的丰富性消失殆尽，沦为“简单文学”的代名词。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其文本以及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却发现，“浩然文学”不仅不那么“简单”，反而十分丰富，甚至十分“复杂”。本文拟以对《艳阳天》的解读为中心，阐释这种复杂性。

　　“浩然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

　　互助合作运动中矛盾的复杂性

　　1962年，在与读者谈《三里湾》时，赵树理说了这样一段话：“《三里湾》书中说到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最后是以他们入了初级社作为缴了械的表现的，其实入初级社只能说是初步放弃了个体所有制这一块阵地，至于入社之后，再遇上某一些关节，他们的资本主义残余思想，还是会各按其改造程度之深浅，或多或少出现的。例如在任劳任怨上、在分配与扣除的比例上、在高级社、在公社化运动中，在遭灾歉收的情况下，不但马多寿的表现不会和王金生一样，就是最后能冲出马家包围圈的中学生马有翼的表现，也不会赶得上才上识字班的王玉梅。知道了他们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的种种表现，对于推测眼前类似的人们在当前某种情况下会作什么表现，也是会有帮助的。”

　　赵树理不愧是描写中国农村的铁笔圣手，一语中的——大约两年之后，他所预见的这种情况就在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上演了，只不过，“三里湾”变成了“东山坞”，争论的主题也从是否加入初级社变成高级社内部的问题，即土地分红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自然，主角也都换了名字：“三里湾”中初级社的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王金生现在成了高级社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萧长春；他的父亲“万宝全”、“使不得”等“三里湾”的“老字辈”们变成了“东山坞”的饲养员马老四，变成了副主任韩百仲，变成了焦大菊、萧老大、喜爷爷、福奶奶；而王玉生、王满喜等“三里湾”的“小字辈”们，则变成了“东山坞”的焦克礼、马翠清、韩小乐、哑巴；“三里湾”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代表范灵芝变成了“东山坞”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他们的对立面也“阵容整齐”：“三里湾”退坡思想严重的村主任“翻得高”变成了“东山坞”曾经的投机分子、现在的高级社副主任马之悦；“三里湾”封闭小院里的“糊涂涂”马多寿和“铁算盘”马有余们变成了“东山坞”的“弯弯绕”马同利，变成了“马大炮”马连升及其精明的老婆“把门虎”，变成了动摇的生产队队长马连福；“三里湾”中为了爱情而从封闭的小院中“革命”出来的青年团员马有翼在新形势面前则又退后了一步，变成了“东山坞”的落后会计马立本。在这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中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那就是人数众多的富裕中农：是摇摆不定的马子怀夫妇、焦庆夫妇，是善良懦弱的韩百安，是正在进步着的焦振茂们……他们就是“三里湾”中造了老婆“能不够”反的袁天成在“东山坞”的兄弟姊妹……

　　提纲挈领。在“阶级斗争”这个“纲”统领下，围绕着是否统购统销、是否走人民公社之路，“东山坞”的斗争以比“三里湾”激烈得多的形式发生了，对立的双方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不仅“三里湾”中的大团圆结局没有了，而且恰好相反，对立的双方以“火拼”的方式终结了这场斗争——在萧长春、韩百仲、焦淑红等积极分子领导下，“东山坞”的进步农民识破、粉碎了马小辫、马之悦等敌对分子费尽心机策划的一场场反对、破坏高级社的行动，并最终揭穿了马小辫，尤其是马之悦假老实真反动的“假面”。萧长春一方也损失惨重：马老四为了阻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身受重伤，萧长春活泼可爱的儿子小石头更是被马小辫诱骗并杀死……可以说，正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加入，使《艳阳天》的戏剧冲突更加集中，更加激烈，因而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更加有艺术感染力。不过，问题的复杂性之一面在于，在小说所描写的年代——1957年——“东山坞”的斗争真那么激烈吗？真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仍然以赵树理的话为引子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分析“三里湾”的“斗争”时，赵树理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时候，农村开始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共产党的农村支部带领着一些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人已经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为了保持个体生产的阵地，便千方百计来阻碍集体化的顺利发展，这样就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两条道路上，各有代表人带领着同情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方面摆开阵势……”赵树理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说他们‘摆开阵势’，说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不过是为了说话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实际上这两种势力的区别，不像打仗或者走路那样容易叫人看出个彼此来。尽管是同在一块做活、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甚而是夫妇两口，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就以一个人说，也有今天站在这方面，明天又倒向那方面，在一件事上站在这方面，在另一件事上又站在那方面的。但是总的看来，阶级出身或思想意识接近的人们，就又是有意无意地互相拧成一股劲……”

　　之所以大段引用赵树理的话，是因为赵树理比较辩证地指出了在互助合作过程中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在承认不同的人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表达不同的态度，承认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事情上态度也可能不一样，承认“阶级出身或思想意识接近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拧成一股劲”这个大前提下，赵树理还承认：人们按“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而“摆开的阵势”不过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是一种无意识的联合，换句话说就是，对立双方在相当程度上是纠结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阶级矛盾。

　　在《为谁而创作》这篇“创作谈”中，浩然也于无意识中透露了《艳阳天》中“阶级斗争”这条主线的来源，他说：“《艳阳天》，早在1957年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三大改造刚完成，一部分人留恋过去，总想往回倒退，因此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住在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家里。夜间，我们正熟睡，来人敲开门报告说，某队的一些富裕中农在坏人煽动下，把仓库打开了，要抢麦子。我和支部书记赶到现场，只见一群青年和老年的社员们，威风凛凛地守卫着仓库大门。他们说，抢粮的人已经被赶走，他们表示决不能让集体的劳动果实被坏人拿去一粒……”这件事情让浩然深受感动，就以其为素材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由于“受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的影响，不能本质地反映生活，给群众念了之后，他们并不感动，那位支部书记说：你写的故事不错，就是敌人不猖狂，群众也没力量……”浩然很重视群众和这位支部书记的意见，改了几遍也没改好，就没信心了，只好放下了，直到“五年之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心里豁然开朗。我立刻想起了那部失败了的小说稿，我又打起行装回到那个村庄，跟那里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深入研究生活。这时候，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1957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文件，同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那一场斗争……”这段夫子自道告诉我们，浩然是用5年后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尽管他研究的是“1957年前后党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文件”，但毋庸讳言，新的形势和眼光使他放大了这一改造中的矛盾，使其以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固然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真实，为小说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客观地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发生在“三里湾”的反对互助合作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东山坞”的反对统购统销的事情，整体而言，不过是在中国农民心底里存活了千百年的“小农意识”自发势力对互助合作的集体经济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抗拒的程度之深浅、范围之大小。

　　对弥漫在《艳阳天》中的“阶级斗争”祛魅之后，我们发现，那些反对人民公社的人物不再那么“可憎”了：马之悦不过是范登高的升级版，那些富裕中农则更是如此。祛除了“阶级斗争”的魅影，他们甚至显得有些“可爱”了。请看小说中弯弯绕劳动的一个场景吧：

　　马立本走进门口。门口里边是小菜园。

　　这个小菜园是相当出色的。主人巧于调度，也善于利用。畦里种的是越冬的菠菜、韭菜、羊角葱；还有开春种下的水萝卜、莴苣菜。这期春菜下来，他就赶快种黄瓜、豆角、西红柿。这期夏菜过后，他又紧接着种上一水的大白菜。这园子常常是一年收四季。这还不算，他见缝就插针，没有一个地方不被利用。比方，畦埂种的蚕豆角，墙根栽着老窝瓜，占天不占地，白得收成。

　　欣赏了弯弯绕的菜园风光，我们又看到其人其事：

　　黄瓜架那边突然一声：“哪跑！”

　　马立本吓了一跳，转过去一看，是主人马同利蹲在菜畦里拔草。

　　那草可真小，有的刚出土，有的还没有出来，你要是站在畦埂上看，根本就看不见。他拔的很认真，手指头使劲儿捏着，两只小眼珠瞪得一般大。

　　他又捉着一棵小草：“哪跑！”

　　看这场景，这哪是一位“刁民”？简直就是一位勤苦的农民形象！最不济也不过是一位“精明”的农民罢了。这个形象，甚至让笔者想起了浩然提到的他在昌乐东村“落户”时的一位房东志福爹，在大饥荒年代，他“在村南边自留地的地头上夹了一圈箔障子，再挖一条沟，把水引到附近，再用极原始的提水工具浇灌，种了几畦菜蔬，致使他家除了有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粥和干粮之外，还有了另外的补充”。

　　新时期以降，一些研究者在对《艳阳天》祛魅，还马之悦、弯弯绕等“反面人物”以本来面目之后，直陈《艳阳天》是“假大空”的意识形态之作，而小说中的萧长春等“正面人物”也不过是“高大全”的幻影，既缺乏历史合理性，也缺乏艺术合理性。然而，在笔者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艳阳天》中，在萧长春等“正面人物”身上，还有更多历史与艺术内涵有待挖掘。如果这些内涵挖掘出来，即使为马之悦、弯弯绕等“平反”了，也无法从根本上影响《艳阳天》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价值隐含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在小农经济的中国，互助合作是否可能？放大一点，这个问题可以升级为这样的追问：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在封建与资本的夹击下，小农经济出路何在？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国家很难与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国家竞争；直面现实，我们看到，尽管我们的综合国力已有巨大发展，但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村依然举步维艰，不少乡村已然成为“废土”，成为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巨大障碍。

　　“浩然文学”的焦点：

　　互助合作运动因何而蹉跎

　　清楚了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前提，我们就知道上述追问绝非多余，也就知道浩然之所以创作《艳阳天》这样一部巨著，之所以塑造萧长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想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十分清楚，那就是：只有互助合作之路才能解放中国农村。

　　那么，浩然的回答正确吗？

　　中国互助合作运动的蹉跎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更加复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那就是：中国的互助合作运动因何而蹉跎？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问题上来，即在小农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走互助合作之路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对小农意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又从来不是静止地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般地说，马克思认为，封建的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必将被资本的所有制形式所取而代之，但马克思又从未否认特殊状况的发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考察上。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毫不犹豫地承认俄国农村公社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跨越资本主义农场生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可能性。不过，马克思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之所以要有俄国革命，是因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也就是说，需要俄国革命为挽救农村公社提供历史条件。综合马克思的叙述，可以认为，他所谓的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即“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即可以利用“世界市场”而参与到整个世界生产和交换体系中去，而这从长远来看，依赖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长足进展；二是“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即“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说白了，就是革命政权能运用国家财政补贴农村公社。

　　按照马克思提供的这两个条件来看，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只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因为不论就俄国的经验来看，还是就中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状态下，甚至不用冷战状态，只要资本主义竞争存在，在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集体农业，不仅无法享受到世界市场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反而为其所制约。关于这一点，前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有相当透彻的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国的价值规律有其特殊性：一是积累“不是建立在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之上，不是同价值规律作用并行不悖，而是建立在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基础之上。这个矛盾将随着工业落后于农业而发展，只会随着我们将来成功地实现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技术改造而消失”。说得直白点儿就是，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落后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不得不违背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国家做“折本买卖”，因为不如此，则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无法建立完善的现代国家体系，尤其工业体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国家体系，则意味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很可能朝不保夕。为了建立这样的现代国家体系，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对农村的抽取来弥补在世界市场上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的互助合作之路，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在《艳阳天》中，引爆双方矛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统购统销”，因而，梳理一下统购统销政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中国互助合作事业的悲剧性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复杂”的小说。

　　在《建国以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专文分析“统购统销的实行”，该文开篇直言：“如果说尖锐的粮食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紧接着，他又引用粮食部的报告介绍其时粮食危机的严重性。在严峻的形势下，靠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形成的以公粮征收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的办法掌握粮食，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困难很大，办法不多。最后，在陈云主持下，提出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最终定下了这个政策。中央对这个政策的危害有清晰的认识，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讨论时就坦承这个政策的“毛病”是“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更是直言：“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随着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又对这个政策加以调整，最终于1956年10月6日作出的《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中“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这样，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由于1956年部分地区遭灾减产，为了保证这些灾区的粮食供应，《规定》还提出了一条“补充性规定”：“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由此，统购统销固定下来，成为在我国持续达33年之久(自1952年至1985年)的政策。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借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在“黄色炸药”和“黑色炸药”中选一种——是新中国的“断臂自救”。如果知道没有什么人比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清楚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的血肉关联，知道如果毁坏了这种血肉关联那么新中国的立国之基都将遭受严重挑战这一前提，那么这一选择的悲剧色彩则更加浓郁。让人感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的确如陈云等所预料，局部地区发生危机，农民积极性受损，但整体上中国农民流血流汗，奉献劳动，奉献粮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国家独立所必需的工业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有研究者将这段特殊的历史，称为“毛泽东时代”，又称“英雄时代”。

　　“浩然文学”的不足与价值

　　正是在这一视野中，浩然的《艳阳天》显示出其独特性：这部反映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巨著，固然“放大”了农村社会的冲突程度，将人民内部矛盾放大为敌我矛盾，但正是这一放大，凸显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正是这一放大，凸显了以萧长春为代表的“先进农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艰巨性与坚定性，最后，也正是这一放大，显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实践悲壮的史诗品格。

　　研读浩然“口述自传”，我们发现，他并非不知道农村的艰难时世，并非不知道农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小农意识，但一旦抓住了萧永顺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格”的人，他就念念不忘，想为其寻找一个合适的生长土壤。直到6年之后，他才在民风淳朴的礼义之乡昌乐东村找到了这个典型环境，从而写出了《艳阳天》这部三卷本长篇小说。

　　在浩然“口述自传”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认识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人物。比如他的房东田守业一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跟饥饿作斗争，随着粮食逐渐成熟，村里的许多人都到坡上去偷粮食吃，而田守业一家却始终“不为所动”，直到实在没有办法时，他的老爹明金老汉才拿出自己家的布票“卖给”浩然，换钱卖粮，度过饥荒。比如村里的保管田敬元，在护秋时节，参加护秋的干部每人可以有二两的地瓜面补贴，可是，每当浩然他们熬好了地瓜面要喝时，他总是找个借口起身离开，说自己家里有好吃的，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浩然他们吃，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浩然才发现，田敬元回家吃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野菜汤，这让浩然感动不已，因为“从‘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和见闻，当时一口饭都是与性命攸关的事，多了这口饭就能活命，少了这口饭就能没命。”再比如，原本一直畏畏葸葸的明先老汉，在看到合作社收回来的麦子可能由于麦垛漏雨而遭受损失时，竟冲着浩然勃然大怒，先是批评他，后又指导他，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浩然也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就是这一件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让浩然的心灵受到冲击，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艳阳天》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在浩然看来，在像昌乐东村这样的乡村“厚土”上，在田守业、田敬元、明先老汉等“厚道”人扶持下，像萧永顺/萧长春这样的具有社会主义品格的人物是完全能够成长起来的，而且，这样的人物也完全可以由个到群地成长起来。

　　然而，由于环境的酷烈，又让我们意识到这希望是何其渺茫。上文中，我们已经从宏观上勾勒了这环境的严酷程度，浩然“口述自传”中提供的“真材实料”则有助于我们从感性上认识这个问题。据浩然回忆：“当时全村400口人吃一个食堂，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平均每月18斤，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月27斤。每天两顿粥，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不但吃不上菜和肉类，有时连咸菜也吃不上。一旦队里安排不好，食堂就会断炊，社员就会断顿，全队就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在这大饥饿的年代里，即使给浩然总体印象“老实厚道”的东村人也都八仙过海，各自寻找维生的办法，而且许多人在秋收的季节加入了“偷盗者”的行列——这是怎样困窘的生存啊！

　　在《我的人生》中，浩然说：“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这是诚挚之言，但“势去英雄不自由”，在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挤压下，互助合作事业丧失了从容布局的空间，小农意识在经历了短暂的停顿后再次漫溢为汪洋大海，“单干”再次成为主流，以致于像萧长春这样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当代英雄”再次被隔绝开来，就像艾青诗歌中的“礁石”一样：“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独对汪洋的礁石，就是萧长春。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坚硬和微笑，还要看到它脸上和身上的重重伤痕。这微笑和伤痕一起，体现着一个时代中国农民抗争宿命的精神历程。其间甘苦，怎一个“复杂”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