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7日06:50 梁秋川

  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浩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作的影响广泛而长远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的全部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自从产生,终生未曾有过动摇和改变。

  这部被广大读者熟知的著作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过程呢?

  初入文坛的浩然,为写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练好基本功,一连气写了6年短篇,出版了10余本短篇小说集(册),才于1962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那时,浩然刚从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回京才一年。在昌乐县的许多经历,对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深一层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农民,认识了文学的使命,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感情。在昌乐,浩然获得了《艳阳天》中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对《艳阳天》的构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2年底,业余创作的浩然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满怀信心的来到北京作家休养所。始料未及,新的困扰却出现在浩然的面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始落笔?万语千言,又从哪里说起呢?冥思苦想了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的担心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白白溜走;与其这样对着稿纸发呆,不如回去创作短篇。在犹豫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捋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浩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在昌乐东村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并勾起许多联想,把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调动起来。作品构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地从笔下流泻到稿纸上。浩然拼命地在纸上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间达12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

  随着小说的写作进程,构思中原拟的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倒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1月9日,浩然完成了小说第一卷的起草工作,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

  1月15日开始,浩然对小说草稿进行抄改,增添了一些内容,到4月5日,正式地脱出第一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似乎并没有看重它,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这部书稿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刊发的长篇小说。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仅有26万字,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忍痛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收获》杂志1964年第1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一复刊就隆重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突然加快了编辑出版的进程。此时距浩然将小说手稿交给出版社已过去了近一年。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4年4月2日开始进行修改。这次修改工作量大,也很艰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中生有”的写出1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天只能完成一点,还不甚理想。最紧张的时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4月2日至5月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6月1日到8月10日又对校样进行了三次大改。在这几次修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初稿中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1964年8月下旬开始,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1964年国庆节前印出1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25万册平装,2千册精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上机器前的3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17日印刷厂上机器,9月29日下午出书,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高速度的。

  尽管《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年底时通知浩然:除了已印出和将要印的普及本之外,还要再加印50万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5年3月13日开始,只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的编改。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到11月18日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为期4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年3月6日至7月17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出版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想吃鱼又怕刺儿扎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觉着怎么写都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能做主。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第二卷出版。这20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他作品的创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

  自1965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16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过后不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卷也由出版社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1962年12月26日动笔写《艳阳天》,至1965年12月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巧是整整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著竣工之时,浩然深深感慨道:“可以说,3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了!《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1966年5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但因“文革”开始而没有发行。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三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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