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史料研究二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10月27日06:45 刘国震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在新华社当日播发的《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电讯中(刊于9月10日《人民日报》),时年44岁的作家浩然的名字赫然在内。

  在200多名治丧委员当中,虽然有杰出的现代作家沈雁冰(茅盾),有著名演员浩亮(钱浩梁)、刘庆棠,可以称其为“文艺界人士”。但沈雁冰当时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浩亮和刘庆棠当时已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他们显然是以“官员”而非艺术家的身份跻身治丧委员会的。而浩然,除了头上那“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十大代表”的光环,就只剩下一个“农民作家”的头衔了,因而,他成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中惟一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人。

  9日傍晚,在防震棚里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新华社播发的这个名单后,浩然心潮波涌,一夜没有入睡。他伴着止不住的泪水,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下午北京评剧团的几位同志来找我,研究修改《百花川》剧本的方案。防震小屋里没有桌椅,也没有床铺,容不下许多人,就把大家带到楼上的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呀,今年是最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总理离开了我们,朱老总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又离开我们。漫长的革命道路,八亿人将怎样走下去?

  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活动,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孩子,在生活实践中逐渐信奉起马列主义、敬仰起毛泽东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进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从9月11日到18日,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浩然全程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守灵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

  20年后,1996年7月,年逾花甲的浩然忆及当年的情景,在京东三河市他的“泥土巢”里,写下了一篇散文《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真实地记述了为毛主席治丧期间,浩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其中的一个细节,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

  18日下午3时,治丧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登上了天安门前金水桥上临时搭起的台子,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和更远的道路上,举行了最隆重,同时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会。

  我按定下的钟点赶到天安门。金水桥被搭在台下,我被引上台子之前,从右边的原有观礼台上步行到追悼会场的台上。只见原观礼台的休息室里坐满参加会议的人。他们都默默地坐着不动,见了熟面孔,也只有点头示意。这时我遇上了当时安排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著名诗人袁水拍。他在抗日时期,曾以“马凡陀”的笔名,在四川省成都文坛上发表政治讽刺诗歌,名噪一时。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仍然活跃在文艺界。似乎与“马铁丁”的作者之一陈笑雨在《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共事。“文革”开始他好像下了五七干校,最近又被调到中央。他似乎被安排到国务院文化部,跟于会泳、刘庆棠和钱浩梁在一起,也许在宣传部副部长的爵位上。我跟他在一些文学集会的场面常见面。见了面,点点头,说几句“好天气”的应酬话,没有过多的交谈。这一次偶然见了面,而且是在这样场面只能点下头而已。他却颇有兴致,好似在等着我,有要紧的重要事与我交谈。他见我从他身边走过,立刻就站起身,追赶上我。我只好站住,跟他到门口处站住。

  他对我说:“我想打电话,跟你商量商量,又觉得当面跟你说说好……”

  我问他:“什么事情呢?”

  他立刻做了个痛苦的表情,说:“这一阵子,江青同志一定很难过……我想由你挑头,在文艺界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大家联名给她写封信,慰问慰问她。我们向她表表决心。你看怎么样啊?”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得心里打个转:对江青我躲都躲不开她,哪能主动找她,送货上门呢?要是回绝他的要求,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不好对他讲心里话,免得招来麻烦。我那时的脑瓜好使,立刻就巧妙地回答他:“让大家分头给她写,安慰安慰她,这样的信更多一些。这不更好吗?”

  我没有等他回答,收住话,扭头就奔向会场。

  浩然留下的这段文字,对于研究浩然其人其文,乃至对于客观认识和审视那段难忘的历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浩然机智地谢绝了袁水拍让他组织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江青写“慰问信”“表决心”的提议,不仅使他避免了一场政治灾祸,也保护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可以想见,假如浩然当时做了这件事,哪怕只是例行公事地敷衍应付一下,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件事一定会被揪住不放,而且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在文艺界招降纳叛,向叛徒江青写劝进书、效忠信,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所有参与签名的人都会受到牵连与审查。

  这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当年那几个江青身边的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在1976年10月后的结局——

  于会泳,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著名作曲家,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作曲。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8月,在接受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刘庆棠,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男一号”洪常青的扮演者。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7年。出狱后,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浩亮(钱浩梁),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经过长达5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相比这3人,只当了几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的结局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职审查,1982年抑郁而终。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小灾”还是未能幸免。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1977年和1978年,被全国多家报刊集中批判。此后几十年,一直饱受争议。

  但浩然是一个心无旁骛的本真的农民作家,一个有志气有正气的共产党员,一个本分的宽厚善良的人。在历经一个个无法逃避的政治风浪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生活,埋头苦写”,终于凭自己的执著、勤奋与赤诚,东山再起,取得了新的创作成就,并最终赢得了党和人民给他的盖棺定论:“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见2008年2月浩然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浩然同志生平》)。

  郭沫若是否为《艳阳天》题写过书名

  浩然之子梁秋川同志说他看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他父亲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由郭沫若题写书名。他不知这个说法确否,想听听我的意见,并让我帮他考证一下。

  这个问题考证起来的确有难度。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浩然和郭沫若这两个当事人均已作古,而秋川也不曾听他父亲提到过此事。浩然留下的日记,也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述。再就是,《艳阳天》的版本很多,问世几十年来多次再版。《艳阳天》的最早版本,是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出版的(第一卷,上下两册),此后,在1965年、1966年、1972年、1973年、1974年、1975年、1976年、1994年、1995年、2005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4年多次再版、重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各地许多出版社都租纸型印行,要收集全这些版本很难,而那时的书,不同于现在,书名题字者是谁,一般是不会标注在书上的。例如,浩然19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和儿童文学集《幼苗集》,书名均系浩然自己题写,浩然的日记中对此有明确记载,但两本书中都没有注明。浩然197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选集《春歌集》和先后出版于1972年、1974年、1994年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书名也看得出是浩然所题写,但这几种版本的书上都没有注明。

  “文革”中,浩然曾陪同邓小平、郭沫若等会见外国作家代表团(陪同邓小平会见外宾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伊始)。但秋川认为,他父亲请郭沫若题写书名的可能性不大。我则觉得,既然有人这样说,而且写了文章在媒体发表,就事出有因。而书名题字,未必是作者自己请人题写的,有时,出版社也会出面做这种事。

  经从网络检索资料,郭沫若为《艳阳天》题写书名一说,来自署名周文慧的文章《几度风雨艳阳天——〈艳阳天〉创作、影响史话》。此文最初发于哪家报刊有待考证,已被中国作家网、凤凰网等多家知名网站转载,并被收入樊星主编的《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一书。文中是这样说的:“《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当时的发行量曾经达到了500多万册,并曾在日本翻译出版。”《深圳晚报》2011年11月6日A25版“阅读周刊/周视点”刊载的一份关于浩然的资料中(李芹整理),也沿用了“《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这一说法。凤凰网同日转载了此文。

  我收藏有小说《艳阳天》的最早版本(第一卷的上册,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这个版本的封面画作者署名溪水,书名题字是谁,没有标明。但从字迹看,不像是出自郭沫若之手,而像是浩然本人的手迹。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摄制的彩色故事影片《艳阳天》,片名题字与1964年版《艳阳天》的书名题字相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1972年、1973年、1974年印行的《艳阳天》,都是选用的与1964年版一样的封面和书名题字,只是封面画的底色有变化,有白色、淡黄色、绿色、蓝色、大红色和橘红色等。197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艳阳天》,换了新的封面,封面设计和插图均为著名画家方增先,书名题字也与以往的版本不同,但没有注明是谁。从字迹看,基本排除了是郭沫若所题,是不是出自方增先之手,有待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艳阳天》,沿用了1976年版的封面题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的《艳阳天》,换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书名题字,而且注明了“封面题字:浩然”。

  我收藏有河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八场话剧剧本《艳阳天》,封面题字是谁也没有注明,而且不同于以往任何版本的小说《艳阳天》的书名题字。从字体看,像是出自舒同之手,不能确认。但可以排除是郭沫若所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5月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封面上的“艳阳天”三字倒是很像郭沫若的字迹。究竟是不是,尚需进一步考证,寻找确凿的证据(这个版本只注明封面设计:文国璋,但没有标明书名题字是谁)。河北书法家胡湛同志看了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的封面书影后,对我说:“电影剧本书名题字是典型郭沫若风格,可以肯定是郭老的字。”

  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书目题字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为求得真相,找到确切的依据,我请教了浩然先生的一些老友。正在写这篇短文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插图作者、著名画家李焙戈先生通过QQ号给我留言:1971年冬,浩然和诗人李学鳌住在朝阳门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一天晚上,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跟浩然谈插图问题,两人正在喝竹叶青,谈及《艳阳天》封面字,浩然说是他自己写的。李焙戈先生还证实,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的书名,也出自浩然之手。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了:《几度风雨艳阳天——〈艳阳天〉创作、影响史话》一文说“《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这里说的《艳阳天》,显然是指浩然的长篇小说原著,而非其他改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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