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作家梦，早已成真

　　我与张兴渠同庚。说来也巧，不但同庚，而且是同一届(1952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张兴渠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我们都是中文系。我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颇为骄傲。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为了全方位医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建设需要人才，当时人才奇缺。所以国家决定，大学毕业生由教育部统一分配，成为国家的香饽饽。正像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动员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时说：你们是凤毛麟角，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热情投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写了服从统一分配志愿书，怀抱着各自的理想与梦想等待分配方案的公布。

　　1952年7月15日那天我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捧在手中无比激动。当天教育部组织我们到北戴河进行野营军训练。由解放军军官按营连编制，我在一营二连出操站岗。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每人打靶训练，我举起三八式连发三弹命中0环。虽然成绩不佳，也是我平生换过枪把子的创举，永难忘怀。短短半个月的野营生活，体会到解放军转型的官兵关系。

　　野营结束，回到学校，当天就拿到分配通知。我被分配到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公认的作家摇篮。我高兴得跳起来，不知如何表达，竟然抱起了乐黛云转圈，因为她当时是系分配组成员，以表感谢。

　　第二天陈淼(丁玲秘书，作家)来北京大学把分配到文研所的我和王有钦(贺朗)、谭之仁(白榕)、曹道衡、张保真接到北官房小院宿舍，开始了我的作家梦生活。

　　其实我的作家梦在读高三就已萌生，当年在北京求实中学读高三，国文教师是著名的民俗学者金爱申。有一次作文课金老师让自由命题，文体不限，必须当堂交卷。当时我寄居在同学刘延广(后来到台湾郑成功大学研究古文字)家中。这位同学家境贫寒，每每为吃穿发愁。有次煤球烧完了，下学后饥肠辘辘无法煮饭，囊中羞涩的他不知该怎么办。无奈找到煤铺和送煤师傅说明情况，想赊100斤煤球。那位师傅听完后毫不犹豫地说：“不能断炊啊，你先回去，我马上送到。”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就以送煤工为题材，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煤黑子黑》，其中有这样几句，诗曰：“煤黑子黑/煤黑子累/煤黑子脸是黑/脸脏心却红/心中一团火/温暖万千人”。不料这习作被金老师看中，把它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此后，我稚嫩的心灵萌发了写作的念想，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块料，决心报考大学中文系，将来成为一名诗人、作家。

　　这样看来，其实我和张兴渠做的是同一个梦，所以进入中文系。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老师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们不培养作家。我以为他的原意是让学生认真学习所设课程。学生一心想当作家，去搞创作，必然耽误了课程。同学们私下有意见，但不敢向杨晦老师挑战。杨晦老师五四运动时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一贯是以左派教授著称，谁有胆子与杨晦老师对抗。但事实证明杨晦老师说的不一定全对。我们系就出了乐黛云、曹道衡、王有钦、谭之仁、林志浩等作家，我也忝列作家行列。

　　我们在北官房住下没几天，有一次陈淼进来说，大家出来欢迎上海来的两位同学，一位叫张兴渠，一位叫杨文娟。我们纷纷跑到门口欢迎他们。张兴渠中等个头，衣着朴实，一点海派味道都没有。我和他握手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跟你做同学很高兴，望你多多关照。他颇多礼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杨文娟一派娇小姐作派，据说是资本家出身，后来很少与我们接触。

　　1952年9月1日文研所正式开学。同学中有辅仁大学的龙世辉、王树芬、王文迎、刘蕊华、宋淑兰，还有不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如玛拉沁夫等。

　　第一课就是丁玲辅导我们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以自学为主、小组讨论为辅，丁玲给我们作辅导报告，重点是解读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服务。为了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先要解决立场问题，解决立场先要改造思想。当时我对这两个问题特别不明白。什么叫立场？思想怎么改造？不但在小组会上发问，甚至在丁玲作辅导报告时也贸然举手提问。丁玲说，课后我给你解释。课后她说，立场就是你站的位置。比如说，同样对待下雨，久旱农民认为是甘雨，你正准备去出游，就说是霉雨。对待雨的态度，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不同，这就是立场。所谓思想改造，就如下雨问题，由于立场不同需要改变，思想改造就是要一切以人民大众着想。像这样浅显的问题，我没看见兴渠发过问。后来我仔细观察，兴渠是个内向型的人，深沉有修养，很少说话，但很用功。我们除学《讲话》外，还听名家作专题报告，如郭沫若讲诗，茅盾讲小说，郑振铎讲新文学，李何林讲鲁迅，曹禺讲戏剧文学，都是名家大家授课。课堂上兴渠总是低头做笔记，课后有一次我好奇地翻看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几乎把名家的话都记下了，成了速记员。可见张兴渠的速记功底深厚。给我突出印象的还有他在“课外”的功夫。文研所的教学计划每人一份，列了许多参考书。他把书目一一写在笔记本上，并列出阅读进度。我看了他的阅读计划，内心颇为震惊，其阅读之速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别看他寡言少语，其实主要是内功。我的同屋曹道衡，特点就是读书多，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情有独钟。我看兴渠与他颇像，夫子气浓浓的，他们两个都是上海人，也真巧了。后来我瞄上了张兴渠的夫子气，一点不错，他像海绵一样随时随处吸纳营养，就连小组会上我那幼稚可笑的发问，他都记在笔记本上，可见其用心之深。作家留心生活，积累细节，这是素材的来源之一，足见其用心。

　　他的用心还表现在随记上。当时文研所有两个班，我们大学毕业生是研究生班，还有一个班叫研究员班。那是丁玲文研所最初的学员，是在革命斗争中有创作成绩的学员，如陈登科、马烽、胡昭、胡正、徐刚、白刃、王学波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锻炼中涌现的作家。张兴渠利用同学的关系，抽时间去拜访他们，而且写了许多访谈笔记，内容多为创作过程及如何留意生活中那些金子般的素材。我在后来才发现这些是张兴渠“淘宝”的秘密，也可见兴渠成为作家有自己的“秘方”。

　　我的性格外露，思维简单，也和个性有关，所以我的作家梦在高三萌生后，与人谈话或写文时有流露。而张兴渠由于内向，他的作家梦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地报刊，如写丁玲怎么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马烽如何成名、陈登科的《活人塘》的魅力、玛拉沁夫写的科尔沁草原怎样诱人等。还有一次我受《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委托向茅盾约稿，我发现几处用词有问题，向韦君宜汇报，韦君宜认为我讲得对，让我去找茅盾先生。我去文化部说明情况，茅盾先生说稿子给编辑部，编辑部有权处理，按你们的意思办。张兴渠据此写了《茅盾不摆大作家架子》，据说他的这篇文章收到许多读者反响。

　　张兴渠的文字短小精悍，言简意深，文章虽短，却有细节、意境，而且语言优美，颇富故事性，有情趣，可读性强。他把听到的事记在心里，提升主题，周密布局，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表现得有滋有味，余韵无穷。希望他笔耕不辍，勤奋依旧，写出为更多读者所欢迎的新作。

　　(《文坛艺海录》，张兴渠著，文汇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