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我同行

　　我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商业发达的港口。当时曾患过一种罕见病，听人说是“黑热病”，由于缺医少药很危险，家人很焦虑。离家十几里的有个地方叫海州医院，可以治这种病，但医疗费昂贵。母亲为了救我，变卖了她喜爱的金银首饰。父亲为了节省车钱，徒步背我到医院求医治病。在父母的关爱下我的病渐渐好转，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十分感恩父母，想到将来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幼年时代的这件往事深深烙在我的心里，父母给我的爱，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我很想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后来作家冰心的《寄小读者》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喜爱，文中的母爱感人肺腑。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得知冰心和我一样，也是出生成长在一个海港，也想向她学习把我这些感受和经历写出来。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作文，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一位姓屈的国文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生，平时教课对学生很严格，他读后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共鸣。后来这篇作文被一位同学摘抄投寄到《镇江日报》，不久居然发表了，当时我虽然未收到稿费，但投稿成功的喜悦感至今难忘。从此我喜爱上了文学，为我走上文学写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8年，家父因病去世，家里的大哥成为顶梁柱。所谓长兄如父，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我日后好好念书，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大哥遵照父言尽力培养供我读书，他托了一位好友把我带到上海，帮我考取了上海的震旦大学。我在该校中文系读书时结识了许多很有才华和学问的师友，诸如王元化、何满子、贾植芳、丰子恺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文学水平大有提升。但是由于缺乏自信心、疏于提笔，没有长足的进步。

　　毕业后我有幸被选拔推荐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一步深造，从此，我踏入了文学的摇篮，成了一名研究生。此时，我接触了更多的名作家，对文学的喜爱和向往更迫切了。毕业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在实验京剧团(上海京剧院前身)工作，又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文艺界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对我的事业成长影响很大，我同时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特殊生活情境以及经历，这使我感受到他们事业发展和成功的不易。在我写作过程中，有几位过去在文学研究所一起学习的校友对我帮助很大。记得其中一位是谭之仁，他经常鼓励我写东西，还在《安徽晚报》上为我专门创办了一个专栏，叫“品戏斋”，我就把当年在剧团里的一些事以及一些人物写了出来，后来陆续发表了。

　　记得在我刚开始写作时，很多地方都搞征文活动，我应约写的好几篇征文稿都被录用了。2003年非典肆虐时，形势很紧张，当时我女儿在杨浦区疾控中心一线工作，非常辛苦。作为独生子女的她，没有办法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为女儿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感到光荣，同时又为她的身体健康担忧。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题为《一位父亲致女儿的信》的文章，投寄给《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以大标题形式刊登并加编者案予以点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单位还将此文作为学习的材料，来激励大家抗击非典的热情，上海图书馆还派专人登门慰问，并把文章存入档案馆，作为历史资料之一。这使我认识到，好的文章能在社会上产生正能量的作用和影响。我写文章的劲头更足了。

　　写文章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目前已成为我最愉快的事了。近10年来，我投稿越来越多，许多杂志和报社都纷纷来约稿。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还是惭愧我并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怀揣着一个作家梦！我时常感觉到现在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盛世，盛世出人才、出作家、出科学家。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美梦也更多了，我的梦也比过去做得更深、更甜蜜、更夯实了，离现实也更接近了。我的梦就是做一个作家。

　　当然，我的写作水平还很有限。去年10月，北京的老朋友包立民鼓励我将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出一本专集，我取名为“文坛艺海录”，主要内容是说文艺界的一些旧人旧事等。这是我有生以来出的第二本文集，第一本是我女儿和女婿在庆贺我80岁寿辰时帮我整理历年发表的稿件而出的一本文集，名为《履痕寻踪》。对我来说这辈子能出两本书，已觉得非常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