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珠宝鉴定

　　王春林是我的朋友，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曾经一次次在寒风和烈日下赶往太原的某个宾馆开会。那是一个对文学而言人们既热情又认真的年代，那是一个把文学当做神圣事业的年代。多少年过去，多少人早已变做“浮光掠影”，而王春林却还在那里，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我始终认为王春林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气力极足，喝酒写文章，其气概是勃勃然不可遏止，其思绪之活跃非同代寻常人可比。王春林读书之勤苦，只要看看他最近所出的两本论著便可见一斑：《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且不说其中的观点如何，分析是否妥帖而深入，单只说王春林的阅读量，便让人格外吃惊。闲来无事读长篇小说是件快意的事情，而把读长篇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术命题，便很难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王春林却选了这样一件事来做。一是因为他的有心——他对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与作家长篇个案的关注；二是他有愚公移山般的态度，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你当愚公便准备被累死”。读长篇，一年一年地读下去，而且还要把每年的长篇都一一梳理作比较，这活儿可不轻。作为一个评论家，大量而且不是消遣性的阅读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肩担日月”地非要来做这件事的评论家在中国真的没有多少。而王春林却一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在做这件事。

　　读王春林的这两本专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的长篇状况，这里边当然包含了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学思想的微妙走向及变化。这一点我以为最最重要。我们读一部长篇，或者是每年读几部或十几部，但我们的感觉总是散碎的，而作为评论家的王春林却要把这散碎的感觉合在一起，让你如忽然跃身于高空鸟瞰下界，这种学术关注不是随便哪一个评论家都能来得了。这基于王春林对文学的热情和执著。读这两本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术专著，我对老朋友的敬意忽然有加。王春林是以极大的“劳动力”(我想使用一下这个与文学看似无关的名词)投入到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之中，并且据此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张颇具真实度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细细想来，这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既要大量细读，几近于“披沙拣金”，又似珠宝鉴定，披沙拣金是量，珠宝鉴定是质。关键在于，作者面对的是中国一年又一年长期累积下来的长篇小说。“反顾与沉思，关注与透视，描摹与展示”其实是应该放在春林的身上。要谈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就少不了作对比，怎能不把现代与新世纪之前那许多年的长篇小说搬出来？如不作这样的对比，你怎么能够说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走向个性，走向成熟”？更重要的是，王春林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个定语是“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加强与拓展”。什么是“现实主义”这我们都熟知，而“现实主义主潮”之表现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个什么状态？王春林研究和深入分析的用功之处便在这里。我以为，王春林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地图”和“风景”扫描之结果可以分为两个大方面：一是内容，思想与意识方面的呈现；二是形式，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多样化文体的尝试与实验”，这一点发现十分重要。在文学的各种文体中，长篇小说在“尝试和实验”上应该说来得最晚。但它毕竟来了，它毕竟被评论家王春林这部“长篇小说分析机器”扫描到了。

　　读王春林这两部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术著作，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个案分析”。王春林如同尽心称职的珠宝鉴定师一样，把一件一件长篇拿起放下，细细琢磨，悉心品鉴。比如对《繁花》这部长篇的分析，我以为就显示出了王春林独到的眼力，一是肯定了它在“上海叙事”中的历史地位，二是对《繁花》叙事上的特质有深入的见地。只此两点便足矣，足可以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一种导游式的好建议。

　　一个评论家，若想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进行完整的扫描与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件轻松的事，而王春林却一直在这么做，且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给喜欢中国长篇小说的读者和研究者以清晰的阅读导引。这两本书刚刚出版不久，再过若干年，想必它们会对未来的研究者有更好的帮助，让未来的研究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我们说来是“新世纪”、而对他们来说是“老旧的世纪”文学方面长篇小说的风景和为了更好地欣赏这风景而提供的地图。

　　我常常觉得王春林是在做一件“傻事”，在当下这个文学早已被边缘化的时代，这样两本厚厚的书，又能有多少读者呢？这么想的时候，我便再次明白文学的真正激情和神圣所在。九九归一，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宗教，南无，南无。

　　(《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王春林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王春林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