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言书

　　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

　　儒家在今天应该如何自我定义的课题，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难重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困难之一是，回顾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儒家传统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源远流长，但同时近百年来儒家又有着受到摧残最为惨烈的文化记忆。

　　我对儒家哲学的诠释一定打上了“新儒家”的烙印。对此，我欣然接受而且引以自豪。但是，1962年以来，我的学术生涯和英语世界密不可分。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神学乃至一元神宗教哲学的受惠者。我涉猎朝鲜、日本、越南和欧美儒学有年，养成了从文化中国之外观察儒家的习惯，因此不接受儒家只是中国文化自我表述的观点。同时，我也和印度、阿拉伯等各地的哲学家、宗教家有丰富的交流。我更能欣赏他们从不同文化类型与价值取向，而不是从品质优劣或发展先后，来理解中西印三大文明的差异。

　　儒家做人的道理，通过文明对话，已经和世界各种精神传统结盟，成为21世纪超越“世俗人文主义”的世界公民的共通语言。事实上，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面对人类存活问题的挑战，除了自己特殊的信仰语言之外，还必须发展世界公民的语言。应该强调，21世纪的儒家虽然批判“启蒙心态”在当今世界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充分肯定具有启蒙特色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平等、理性、法治、民主、科学和个人尊严。

　　几十年来当我们正在各地积极参与落实儒家现代化的具体方案时，世界思潮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前沿思想，如女性主义、生态意识、文化多样性、宗教多元性及社群伦理，都对启蒙心态进行严厉的批判。如何超越人类的自我膨胀、工具理性的冷酷、浮士德欲望的宰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霸权主义、男权中心和占有性利己主义的泛滥，已成为西方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德性伦理、角色伦理、责任伦理、社群伦理和关怀伦理在哲学界大行其道，肯定“身体”的价值、敬重“地方知识”和关爱地球已成为先进知识人的共识。这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呼之欲出。

　　( 《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杜维明著，中华书局2014年7月出版)

　　寻找“中国性”

　　这些年读书思考的一个圆心是中国人的中国性。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人曾经写过的一段话：(中国人)怀着被礼貌隐藏起来的不屑和厌恶，他聆听着一些(外国的)外交官员认真而不合时宜的劝诫关于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好处，他看到了潜藏于评论之下的自私，于是立即兴高采烈地认真谈论起演讲者大衣纽扣的价格……这是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的美国人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于1900年在《真实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的话。这段话是作者对同时期在华传教士——包括他的同乡、比他出名得多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这个西方命题的“佐证”和回应。白种人的优越感不在于他们的傲慢，而在于把中国人特有的“礼貌性拒绝”都当作思维方式的弱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鲁迅也免不了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附体，无法脱身。譬如，有关“面子”这个中国概念，好像“面子”就是中国人“黄脸”的皮外特征。

　　什么是中国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又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西方， 但强加的不行。中国接受外物的方式与西方相比，总是差那么薄薄的一层，既捅不破，也丢不了。一个怀揣人类理想的民族要想真心帮助这个民族的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它尊重，哪怕在助人者看来有些东西如此的不可思议。“本土化”这个词在别的地方意味着要倍加努力，而在中国却是稀松平常。这块土地既不是“大染缸”，也不是漂白剂，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它有13亿人，要想一个东西能让这么多人都接受完全不可能；即便接受，也要经过他们的七嘴八舌，最后他们会骄傲地说，“那东西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

　　(《法的中国性》，王人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