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我们今天怎样谈论萧红

　　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

　　在观影之前，我有一些担心。担心影片戏说情感，八卦野史，用那个低俗的三角恋的故事来消费萧红这个名字；或者诗化一切，无视时代的苦难，一味寻求小清新的民国范儿，站在一个时代意淫另一个时代。欣慰的是，这些毛病电影都没有犯，无论是情节还是台词都严格地遵照史实，少有戏说的成分。但是它又偏向了另一端，犯的是另外的错误。

　　李樯的编剧可谓“严谨”，片中所演内容全有出处，几乎无一处是编剧自己的创造。那些曾经在各种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出现过的情节和细节，原封不动，拿来我用。

　　萧军从延安回到西安后，恰好碰到萧红和端木蕻良从房间里出来，彼此相对，十分尴尬，胆小的端木怕和萧军起冲突，跑到聂绀弩屋里帮他刷身上的尘土，为的是讨好他，好让他从中调解帮忙。如此细节，大家一定以为是编剧的想象，其实不然，此细节来自于聂绀弩的《怀念萧红》，原文如此：“我刚走进我的房，端木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充斥全片，甚至连演员的台词都是照搬原文，在梅志的《忆萧红》中，周海婴说的是上海方言，于是在影片中，虽然父母讲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周海婴却奇怪地讲起上海方言，而鲁迅的台词，几乎完全出自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

　　影片完全舍弃了戏剧性的营造，所遵循的线索不是人物情感，也不是戏剧冲突，而是萧红的大事年表。也许编剧觉得这些碎片化的大事记无法连缀在一起，于是加入了演员们面对镜头的讲述。这一招可谓“讨巧”，每当叙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对着镜头说明剧情，提炼中心思想。所有叙事上的漏洞，都可以在这里打上补丁；所有故事无法给出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交代。那么丰富复杂的内容就在演员们面对镜头的独白中一笔带过。导演甚至让萧红自己在影片的开头自报生卒年，做作到不忍直视。

　　这样的创作态度不说懒惰，至少是畏缩。面对一堆传记资料，创作者们保守无为。

　　自知无法从这些碎片中营造出戏剧性，编剧返身回来，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只求呈现，不加判断，不仅在人物的是非上采取中立，同时也没有情感的立场，全片呈现出一种态度上的指向不明：不指责，不偏袒，不控诉，不煽情。

　　拒绝煽情固然是好的，但电影毕竟是诉诸情感的艺术，在讲述的态度上可以克制和理智，但在情感上一定要有立场，不偏不倚绝不是电影应有的态度。

　　这些萧红人生的散乱碎片，彼此并无情感上的联系，浮光掠影，不痛不痒，剧中每个人物也都是点到为止，毫无神韵。导演追求讲述的间离效果，结果把感情也间离掉了，使影片难以积聚起情感的力量。面对萧红如此悲惨的一生，观众竟然无法动容。

　　剧中人物直面镜头的讲述，意图营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和间离，主创们号称这是他们的影像实验，但这样的手段着实老套，被很多电影使用过，用得好的如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可谓神来之笔；用得不好就生硬造作，失败的例子有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用故事片伪装纪录片，既不真实，也无戏看，显得不伦不类。

　　电影本身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需要用整部影片去建立起观众的幻觉，追求的只是情感的真实。但《黄金时代》却轻易地抛弃掉戏剧性，而去模仿纪录片的真实感，选择了一条最错误的道路。

　　人物传记片虽然依托真实人物而成，但也需要血脉贯通，全须全尾，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影史上那些成功的传记片都自成一体，不需要人物原型做扶手。用舒婷的《致橡树》作比，传记片应该是作为一棵树的形象和原型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而《黄金时代》则完全像是缠绕在萧红原型上的藤蔓，必须要有萧红真实的人生做注脚，不了解萧红生平的，恐怕理解电影都困难。

　　传记片贵在神似。精神上接通了萧红的气脉，只知恪守史料，小心翼翼，呈现出来的却未必真实。

　　很遗憾，《黄金时代》是一部无魂的电影，电影并没有从萧红的人生中梳理出她的精神脉络。关于萧红，电影可以讲述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论萧红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

　　想要了解萧红，必然要从她的短暂的人生和她的文学中去寻找

　　萧红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当时描写农村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她笔下的乡村，力透纸背，让人难忘。不迎合诗意，却又不失韵致，不粉饰，不夸张，是时代的真实见证。

　　第一次看《生死场》时，完全被其描绘的残酷农村震撼到，她笔下的农民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这小说既有梵高的炽热，又有蒙克的恐惧，这是一幅惊心的画面，大胆喷溅的色块、粗粝的笔触，就那样脏脏地刷过去，在一堆拉扯的线条中，依稀能分辨出狰狞的面孔。这面孔有痛苦的撕咬，更多的是空洞僵直的眼神。这是旧时中国广大农村最常见到的那种面孔，完全丧失掉一个人的高贵和丰润，他们如风中被侵蚀的枯树，如严寒中苟且偷生的动物，他们紧紧地贴附在贫瘠的土地上，忙着生，忙着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你很难相信，这样的小说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女孩之手。萧红是那种天才式的作家。所谓天才，他们眼中的世界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眼中的世界天然地带着情绪，或灿烂或灰暗，总是弥漫着浓烈的调子。他们不需要再费尽心思，通过技巧把眼前的世界陌生化，他们天然地具有再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他们一出手即为巅峰。

　　萧红天生具有用语言捕捉自己情感和思绪的能力，看她的信件，那么纠结的情绪，居然都被她说得通通透透。她的小说大多是自传性质的，她完全凭借才华写作。她最著名的两部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上都不甚经营，完全是凭着一股真气，凭着自己的天才，硬生生将那块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捧在读者眼前，元气淋漓。她的文体是天才式的，在其中隐藏着她对世界的观点和态度。她虽然不以思想和理论见长，但是她用直觉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世界。

　　萧红的小说中充满了苦难。这苦难到底从书中弥漫出来，浸染了自己。萧红的一生正像是一部她自己写作的小说，女主人公尝尽世间艰辛，不幸早逝，整篇笼罩着悲哀的调子。萧红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从她的文字来看，她开心的时候少，愁苦的时候多，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变故，始终无法安顿下来，她疲于应付，筋疲力尽，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要打起精神来同饥饿作斗争。丧母、男人的欺骗和背叛、疾病缠身、弃儿、早逝，她几乎遭受了一个女人所有的苦难。上帝给了她多少才华，就给了她多少苦难。

　　生逢动乱的年代，在新旧更迭之间，必然要付出代价，而萧红正是那牺牲者。她遭遇的种种苦难，大部分都拜时代所赐，最后让她殒命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不是身在香港，如果不是时逢沦陷，她也许不会匆忙地去世。一个时代留不住属于它的天才作家，这是这个时代的可耻和悲哀。这时代并不黄金。我的生死场在你眼中成了黄金时代，其中的误会有一个世纪。

　　观其一生，我只感觉到深深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身为女人的悲哀。如果电影要从中提炼出一个主题，大约总脱不开女性的独立。

　　这也是她在文学创作中反复述说的主题。她作品中的女人几乎全是悲剧的命运，她在作品中不失时机地为女性鸣不平，似乎嫌自己的作品不够有说服力，干脆用一生去增加那悲剧的力量。

　　她追求女性的独立，冲破家庭的羁绊，但恰恰又因为独立得不够彻底，重又陷入困境。在她身上呈现出这个问题的复杂和艰难。她有着女人的天才和缺点，有着女人的刚强和软弱，她见证了女人的苦难，探讨了女性的自强与自毁。她让我们重新思考女性的命运，唤起我们对女性的悲悯和尊重。

　　萧红就那么仓促地离开了，无声无息，匆匆忙忙，萧红生前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早逝，也曾有过生命易逝的苦恼，她在诗中这样写道：“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不然丢了你，怎么感到有所失？”

　　从呼兰河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到香港，萧红一路向南，匆忙地走向死亡。临近生命的终点，她在最南端，回望北中国，回望呼兰河，回望自己的童年，写出她最优秀的作品《呼兰河传》。

　　如果没有文学，她只不过是当时中国众多悲惨的女人中普通的一个，悄无声息地生，悄无声息地死，正是这些光辉的文字，让她在匆忙路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摇响了自己的铃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