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印记

　　盛产山药蛋的山西， 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享誉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名称里透着泥土的芳香，似乎如山药蛋般憨实可爱又有嚼味儿。开始，命名者对该创作群体有意戏谑，觉得他们的作品“土里土气，不登大雅之堂”。但恰恰是这种“土里土气”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让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包括被并称为“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在内的一批与山西有着地域渊源的创作者们，有了一个为自我正名的契机。正如高捷在《山药蛋派作品选·序》中所言：“把山西作家群称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确当、形象、风趣地概括出这个流派的特色。”同时，他们也凭借其整齐的阵容和鲜明的风格，正式进入了当代中国文坛的视域，一时声名鹊起，成为那个特殊时代里深刻的文学印记。

　　一

　　追根溯源，“山药蛋派”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可谓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的成果，开启了山西本土创作在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的大跨步。赵树理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熟悉农村、深通农村之事、懂得农民之情。20世纪30年代，他就接受了鲁迅倡导的大众化理论，立志做“地摊文学家”并为之努力实践，可惜作品大多石沉大海。而他的《小二黑结婚》一问世，却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捧，引起社会性的震动。仅太行边区便连续印到4万册，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有着历史原型的悲剧故事，被赵树理改编成青年男女抗争封建恶霸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喜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也迎合了时代对文学大众化的热切召唤。赵树理的创作特点无疑恰当地应和了新的文艺路线，也就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他们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的斗争胜利。赵树理似乎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为新文学树起了“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名字也日渐响亮，并被誉为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从此，赵树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农民的创作中，写作了一批洋溢着浓郁山西乡土气息的作品。

　　无独有偶。当时，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这几个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文艺界五战友”也在山西，他们紧密配合革命的需要，在文学创作上与赵树理不谋而合，创造了不少以山西农村为题材、适合群众口味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批作家曾一度分散，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陆续回到山西，始终沿着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道路，不断创作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赖大嫂》《宋老大进城》(西戎)《汾水长流》(胡正)《南山的灯》(孙谦)《老长工》(李束为)等。1958年，《文艺报》第11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介绍。正如马烽谈“山药蛋派”时曾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政治观点，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文艺观点上，又都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说到具体创作上，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民及农村干部，自己所写的作品，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能够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这样自然就要考虑到中国农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程度等问题。而赵树理在创作实践上是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不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样板。很早以前，我们心目中就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他们把赵树理当作领军人，共同走在毛泽东《讲话》指引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地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品来。

　　二

　　扎根于农村写作，是“山药蛋派”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忠诚于生活现实，坚定不移地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如马烽所说的，“主要是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创作要从革命的现实生活出发”。他们坚持深入生活，体察农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扎根农村，不局限于一己悲欢，而是用心去撰写时代“大”生活、革命“实”生活、斗争“热”生活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活”生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就曾被周扬称赞为“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他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朴素厚实、真实可信。他说过，“我写那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做”，“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只有这种“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才“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而“文艺界五战友”自幼参加革命工作，“对革命鞠躬尽瘁，与群众情同手足，同生活水乳交融”，他们顺应革命的需要而从文，却将笔触深深扎根于革命的土壤和群众的心坎里。在他们看来。“当作家，与当工人、当农民、当战士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都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写作“决不是一己的私事，决不能从自我出发，决不能无遵循、无目的，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而应该“以革命为己任，以民族为源本，以群众为母亲”。赵树理则是在革命化的基础上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他曾言，“中国的大多数群众既然喜欢吃面条、大米、馒头，我们就不必硬要塞给他面包夹黄油，何况精神食粮又跟物质食粮不大一样。物质食粮不论这个那个还可勉强凑合，精神食粮就不好办。如果你给他一本小说，上边净写些风呀月呀，又写得离奇古怪不好懂，他就不看了……我们搞艺术创作的人，要为群众服务得好，就得照顾群众的习惯，使我们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取得一致。”孙谦更是强调作家在生活洪流中，在革命斗争中，在生产建设中，在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变中，都一定“要作局中人，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样“时间久了，便有一些使你激动的人物，在你脑子里活动起来，你忍不住地要写”。虽然其他“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探究各有不同，但他们与生活、群众始终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与生活“一体化”，与群众长期“共事”，与农民促膝交谈。并且他们一直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根据地”——赵树理以长冶、晋城、沁水县为中心；马烽以汾阳、孝义两县为中心；西戎以运城、永济为中心；孙谦以榆次、太谷、祁县为中心；李束为以忻州、原平一带为中心。

　　对现实生活开掘得越深，对地域文化特征把握得越准，作品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批深受山西地域文化养育的“山药蛋派”作家们，在艺术上执守革命现实主义倾向以及通俗化、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使得其他作家还在苦苦探寻文艺大众化道路时，他们就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宠儿与标兵，他们从自身行动到文学创作实践，都最大程度上契合了解放区文艺大众化的要求，为当时的文艺道路指引了方向。此外，“山药蛋派”的作品不注重场面的描写和内心的雕镂，总是以完整的故事、生动的情节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见长，而且语言生动，笔致朴素。正如老舍所言，“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山药蛋派”就是将这种语言的清浅简练运用得游刃有余，并以机智诙谐的民间化叙事语言将故事讲述得鲜活有趣，把人物烘托得鲜明突出。

　　三

　　“文革”期间，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残酷迫害批斗，最后被折磨至死，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作古。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虽然“山药蛋派”的创始人赵树理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这“山药蛋派”五员大将仍宝刀不老，创作了新的“山药蛋派”作品。马烽和孙谦合写的《咱们的退伍兵》还在文坛和影坛赢得了普遍好评。20世纪80年代末，马烽调回北京，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1994年才因身体原因回到山西。当时，西戎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并创作了作品《春牛妈》《耿劳模》《赵庄闹水》《难忘的一幕》《走向新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作品。李束为除短篇小说《雨过天晴》《清风习习》问世外，散文也大获丰收。孙谦则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见长，并与老搭当马烽继《泪痕》后，又合作写出《山村锣鼓》《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电影文学剧本，大多被搬上银幕。当时任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胡正，也有小说、散文不断问世。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李、马、胡、孙”五位“山药蛋派”元老以“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20世纪90年代，几位作家相继去世。直至2011年1 月 17 日，硕果仅存的一位，即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的作者胡正也与世长辞。至此，似乎“山药蛋派”真正退出了历史的帷幕。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山药蛋派”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学流派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但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辉煌过、甚至代表过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文学现象，以及它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依然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