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的初次亮相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22日07:29 梁向阳 陈忠红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抗战时期,一大批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民族独立,纷纷毁家纾难、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这一批人流中,有一群来自黄河对岸的山西人,他们活跃在延安的文艺界,以笔为枪,努力记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践行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集体的力量推动着文艺大众化、民族化,开创了革命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20世纪文学增添了崭新的一页。

  抗战初期,延安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衣食无忧的生活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便利,也推动延安文艺界进入创作上的繁荣期,然而文艺界的各种矛盾也不断浮出水面,作家思想观念的混乱、文艺界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普遍存在、作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等问题,都严重地影响延安文艺界的团结和革命任务的完成。为了整合文艺界的力量、促使文艺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提倡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之后,在《讲话》的推动下,文艺界掀起了整风运动、贯彻《讲话》精神的高潮,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接受再教育。《讲话》的发表推动了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蜕变和创作方式的转型,同时也认可和鼓励了一批长期坚持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作家,赵树理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作为党的宣传战线的工作者,赵树理在长期的宣传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来的西方色彩浓厚的欧化语是无法进入传统农村社会民间话语体系的,也不符合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农村社会充斥的是迷信色彩的浓厚封建话本、传说故事。赵树理立志挤压贫瘠、封建的农村文化的生存空间,重新占领农村文化市场,改变民众的不觉醒状态,号召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事业中来。作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创作实践中,赵树理在编辑《黄河日报》(副刊)《中国人》报《新大众报》时,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的小说、小戏、快板等通俗文艺作品。工作之余,作家将工作中遇到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收集起来,进行艺术加工,1943年5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然而,赵树理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文艺界主流话语认为其作品太土、太俗,无法登上高雅的文艺殿堂,直到《讲话》的发表这种窘况才得以改变,在彭德怀同志的干预下这部作品才得以面世。同年10月赵树理又创作了《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反映农村社会巨大变化的系列作品,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欢迎,之后作品经过不断改编被搬上舞台,走进更多的工农兵读者中。

  赵树理自觉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短暂的几年时间便取得了丰收成果,作家也开始进入延安文艺界领导者的视野。1946年6月9日《解放日报》第4版转载了赵树理的代表作品《地板》,该年6月26日至7月5日《解放日报》连载了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罗工柳和杨君专门创作了插图。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刊发赵树理的作品,极大地助推了赵树理作品的传播,也代表着解放区文艺界对赵树理大众化文艺实践的认可。8月26日《解放日报》第4版整刊发表了周扬的评价赵树理的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文章中赞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同样远在上海的郭沫若也在《板话及其他》一文中给予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极高的赞誉,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1947年,晋冀鲁豫的文艺界文联召开会议,会议提出向赵树理学习。在此之后陈荒煤著文阐释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也成为延安乃至全国最有名气、最能代表解放区成就的作家。

  赵树理的创作是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典范,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顺应了文艺大众化的创作方向,适应了老百姓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习惯,广大读者和文艺界领导将其推进文艺的殿堂。

  延安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本营,这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工作者。抗战时期,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大量高等院校,包括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传播革命火种、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为培养各根据地的艺术人才,1941年4月1日鲁迅艺术学院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合作成立部队艺术学院,驻扎在延安桥儿沟,其下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4个系和培养演员的普通班,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授课负责培养。学员大部分是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社团的干部,包括吕梁剧社、黄河剧社、战斗剧社、七月剧社、前线剧社等,其中美术班的马烽、文学班的孙谦、戏剧班的西戎、胡正、朱东、孔庆华等,都是来自山西各地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这些穿梭于延安大街小巷、漫步于延河边的年轻人,可以暂时告别战火的喧嚣,享受战争间隙这份难得的宁静。这群普通的学员,自然没有资格出席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然而,身处延安的文艺爱好者,必然也听闻了关于座谈会的种种细节、粗略精神,他们也有机会在其他场合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演讲。文艺工作者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专业书籍,忙于聆听各种演讲、报告,延安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文化氛围,成为他们日后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这批青年作家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

  马烽,是黄河剧社(后与吕梁剧社合并,统称吕梁剧社)推荐赴延学习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日后“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却阴错阳差地成为部队艺术学院美术班的学员。刚进校门不久的马烽,被查出有慢性肾脏炎病,被迫住进鲁艺医务室进行治疗。“部艺”的图书馆离医疗室不远,马烽利用治病这段时间,阅读了“部艺”图书馆两个窑洞中的大量中外名著,阅读极大地开拓了他的文学视野。病愈后,马烽被重新分配至部队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队的队长,系统学习美术理论。当时担任“部艺”美术教员的是王朝闻、马加、古远等延安美术界的知名学者。毛泽东赴鲁迅艺术学院做演讲,马烽有幸前往,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号召师生深入火热的工农生活的演讲,给年轻的马烽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其日后坚持大众化创作的精神动力。

  马烽在延安时期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并将创作好的作品送往位于清凉山的《解放日报》社驻地,在这里他发表了处女作《第一次侦察》,也结识了《解放日报》文艺刊的编辑黎辛,日后马烽的代表作《吕梁英雄传》的发表也得益于老友黎辛的帮助。

  马烽学习结束后,回到晋绥革命根据地继续参与文艺宣传与文学创作,1945年根据晋绥边区召开的第4次群英会的采访经历和西戎合作创作了反映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1945年6月5日始小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与读者见面。1946年9月16日、30日《解放日报》文艺刊进行了摘录转载,经赴重庆谈判的董必武等人的介绍,《吕梁英雄传》也成为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延安“部艺”的学习,对马烽来说,只能看作是其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开始。每个作家,不可能只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能成就一生,创作实践中也需不断的打磨和完善,才能形成作家特有的风格。“部艺”短暂的培训学习开启了马烽的文学创作之门,在党的培养和《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马烽开始半个多世纪深入生活、贴近实际的创作之路。

  与马烽同属吕梁剧社的李束为、孙谦,随“决死二纵队”下属的黄河剧社到达延安,李束为顺利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编剧班,年纪较小的孙谦分配至部队艺术干部培训班,部队艺术学院成立后,孙谦转至“部艺”文学班学习。承担部队艺术学院教学的都是鲁艺的教师,周扬讲授《艺术概况》、张庚负责《戏剧概论》、周立波主讲《名著选读》,名家学者的讲授给他们开启了一扇文学之门,让其尽情地遨游在学术海洋中。位于鲁艺东山的图书馆更是他们常去的地方,这种读书生活开阔了这些年轻人的视野,他们也通过阅读汲取了知识养料。鲁艺周末举办的各种晚会,不安分的年轻人跃跃欲试。戏剧系排练苏联名剧《带枪的人》,李束为负责道具工作。两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李束为被分配至河曲县担任农会干事,孙谦被分配至山西保德县。延安学习期间的知识积累,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们内心的创作激情再次被点燃,1943年8月3日、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李束为的第一部作品《租佃之间》,孙谦也开始了艺术创作的尝试,创作了大型歌剧《王德锁减租记》。

  1939年大扫荡开始,活动在黄河之滨的吕梁剧社决定撤往延安进行休整和培训学习。吕梁剧社受王震将军的推荐,奔赴延安。

  胡正,是吕梁剧社的成员,也是赴延安学习的最年轻的山西文艺工作者之一,其学习经历也因战事的变化而一波三折。1939年11月,年仅15岁的胡正跟随吕梁剧社在延安演出,期间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了短暂的学习。之后,晋西北地区反扫荡战役加剧,胡正返回晋西北参加战斗。1940年2月1日,延安城北门外举行“延安民众讨论(精卫)大会”,胡正参加聚会,见到了毛主席。1940年10月经组织推荐他再次赴延安学习,在鲁迅艺术学院附近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院学习,系统集中地学习了中西文艺理论知识,理论的积淀提升了他创作的水准。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不久,毛泽东主席亲往桥儿沟,为鲁艺师生作报告。胡正认真聆听着,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揣摩着其中蕴含的深意,长久困惑他的疑团终于茅塞顿开,他明白只有贴近群众,深入火热的战斗生活,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作品,也才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延安的激情、火热的生活激发着年轻胡正的创作欲望,他开始了创作上的尝试,丰富的斗争实践成为他艺术构思的宝藏。1943年5月26日胡正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说《碑》,同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他的《民兵夏收》,尝试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年轻的作家不断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也坚定了作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学习之余,胡正也积极参与剧社的排练、演出。《讲话》之后,剧社一改以往演洋戏、大戏、古戏的风气,开始贯彻《讲话》精神,排练新戏。胡正参与了《晋察冀乡村》的排练,该戏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和群众的欢迎,胡正在其中扮演一名民兵。1942年夏,学习结束后,胡正回到晋绥革命根据地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继续从事宣传工作。

  同属吕梁剧社的西戎也被安排进鲁迅艺术学院的干部培训班戏剧班学习,可以旁听鲁艺的课。鲁迅艺术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文艺活动的中心之一,各种名人学者的演讲、各种剧团的演出以及各种学术讨论经常出现在鲁艺校园里。西戎在学习之余,奔走在各种活动现场,接受着文化的洗礼,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感染着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期间,西戎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我掉队了以后》,在1942年10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学习结束后西戎返回晋绥革命根据地,这段求学经历也成为其日后走上创作道路的重要推力。

  这群来自山西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没有复杂高深的教育背景、深厚的理论学养,他们仅有的是与人民群众的水乳交融、革命实践的热情参与、民族灾难的感同身受以及对文学艺术的执著追求,这构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因,他们也以集体力量践行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这是“山药蛋派”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初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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