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小说中的“民俗之手”

　　作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小说流派，“山药蛋派”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作为其最重要的流派特色之一一直为众瞩目。作为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马烽的小说充分地展示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民俗色彩。关于民俗，钟敬文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民俗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民俗对人的控制，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民俗作为一种事象和活动不仅广泛存在于马烽小说之中，同时作为一种软控制方式参与了小说的构建。那么，民俗之手是如何在马烽的小说中发挥作用，从而营造出了如此浓郁的民俗味道和乡土质感的呢？

　　在细细研读马烽的小说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作家对乡村世俗生活十分熟稔，在乡土社会的风俗人情、信仰习惯、社会心理等方面倾注了相当的笔墨。作者考察乡土社会民俗之“民”，探究民俗之“俗”在乡土大地上的表现形态，追溯民俗对农民心理、观念、性格的形塑过程和作用。在对农村世俗生活的体察和反映中，作者运用了民间语言、民间思维对民间伦理、民间风俗、民众生活进行还原，营造了一个原生态的民俗生活世界，也展现出了时代和政治对民间跳脱的生命力、民俗承载的民间力量的洗礼和重塑。马烽笔下的乡土世界，几乎呈现了中国民间社会婚丧嫁娶、春种秋收、饮食居住、宗教信仰、方言土语等各个方面的风俗习惯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变异。在这个世界里，吹了千万年乡村大地的凛冽的风仍然在掠过亘古的群山和广袤的河滩。乡村的宗庙祠堂、纵横阡陌、寻常人家经历了千年万年的苦难仍等在那里，但已是一片崭新明媚的大地，它面向未来，恰如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寄托着巨大的群体热望，却又一如最初的生命蛮荒，充满了历史的言说。在一幕幕充满着婚丧嫁娶、烟火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一张张质朴苦难的脸、一颗颗纯真热情又不乏痛苦纠葛但仍颠扑不灭的灵魂、一幅幅弥漫硝烟、充满忠诚背叛坚忍劳碌的时代画面、一股股排山倒海、冲决一切、前仆后继、势不可挡的打破世界的力量，都似乎充满了爱恨情仇，散发出或广袤或质朴的地域和民俗风情。

　　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只是对民俗语言、民俗事象的反映和阐释，未免失之浮泛，民俗作为一种深层机制参与了马烽小说的叙事构建，极大促进了马烽小说叙事功能的实现。无论是作为叙事起因，还是小说的“题眼”，抑或是小说的脉络节点，民俗常常潜行在叙事之中，发挥深层控制的作用。与同时期的很多作家一样，马烽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提出和反思农村存在的问题，揭示农村生活的变迁。而我们也可以从民俗模式、民俗机制入手，考察“民俗”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马烽小说中反映的农村生活的“常”与“变”之间微妙、复杂而又妙趣横生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到民俗的各个质素来看。

　　首先以民俗空间为例，民俗空间既是指民俗事象依存的空间载体，也是各类民俗人物和民俗世界展演其中的现实场，同时也是民俗事象和活动背后所指涉的精神虚拟空间，包含了民俗空间维度所投射出的民俗变异、民俗心理和民俗表征。以祠堂为例，祠堂是民间世界最重要的民俗空间之一，是乡土社会用于宗族和祖先祭祀这一圣事活动的神圣公共空间，还是宗族重大事件如婚姻、奖惩、正名等的见证者，更是乡土社会血缘关系的重要衍生物。笔者对《吕梁英雄传》进行了详细的文本细读，发现小说通篇出现“祠堂”31次。在祠堂被改造成村公所后，也以村公所的名义多次出现，成为革命活动的核心场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康家祠堂”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康家寨的人们在祠堂里开会、斗争、分田、动员、参军，直到地主势力被彻底打倒，“康家祠堂”变成了“村公所”，从“质”上真正实现了职能的彻底转变。革命胜利后，康家寨的人们又在祠堂开起了欢庆大会，抒发翻身的喜悦。乡村社会十分重要的民间信仰空间——祖祖辈辈没有改变的关帝庙，也焕发了新颜，插上了红旗，贴上了标语。空间原有的民俗符号或者民俗范式如神像、祭祀仪式、祭拜场所、祭拜物品等，或者衰败不堪，或者被废弃，或者被置换，而换之以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新民俗符号或民俗范式，如反映阶级斗争的年画、描绘新生活场景的对联等，借助这些新的民俗符号或范式，作者在作品中营造出一个新的民俗空间，从而表达出共产党领导下旧貌换新颜的主题。

　　再比如民俗仪式，很多原有的祖先祭祀、神灵膜拜、婚庆仪式被淡化，转化成了革命斗争中的新仪式新形式的描写和刻画。如原有的宗族祭祀描写不再是重点，对革命军人的“公祭”等祭祀仪式得到重点描写；原有对龙王、灶王、日月神等关系到民生的神灵崇拜，逐渐被对群众、领袖的力量崇拜所取代。乡土社会十分看重的婚姻仪式，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介入，原有的三媒六聘、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逐渐被赋予新的观念和气息，原有繁琐传统的拜堂仪式，被新式婚姻仪式取代。人们择偶的标准，逐渐向革命性、先进性看齐。在革命浪潮中进步青年萌发的革命情感，虽然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因为有着共同而崇高的革命信仰作为情感基础，也变得合理而正当了。《吕梁英雄传》里的结婚场面：把从前娶媳妇用的斗、弓箭等“镇”物，都取消了。门上贴起了红对联，写着：“男耕女织称模范，杀敌保国是英雄。” 翻身的事实教育了广大村民，他们不再相信“斗、弓箭”等镇物所象征的神灵力量，开始相信新政权的领导能力和“男耕女织、杀敌报国”的自我抗争力量。小说《结婚现场会》反映了革命的集体婚礼这一新结婚形式，“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重要环节成为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突破点和关节点，最终在新思想新风尚的感染下，“要彩礼”的旧习被破除，集体婚礼得以顺利举行。

　　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原有的民俗观念也遭受着冲击和改变。《自古道》里的陈守忠满口老理，整天把“自古道”挂在嘴边，一切按照老理行事，只想明哲保身、息事宁人，不想得罪人，却被社里的群众批评不顾社的利益。“自古道”处处小心翼翼，不想得罪大家，最终还是把大家得罪了。事实证明，自古的老理已经不适用于新社会。再比如作为历史悠久的原始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在乡土社会中显著存在的宗法血缘观念。宗法血缘关系影响着乡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也深深印记在乡民的信仰习俗、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之中。对宗法关系的依附和维护，使得宗法社会中的农民非常看重血缘和宗族关系。在家国危亡的时刻，宗族内的老老小小联合起来，宗族群体成为了革命斗争中的天然同盟。但是，革命打破了宗族固有的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渐以“革命血缘”撼动甚至取代了天然的“宗族血缘”，“国”的重要性也逐渐凌驾在个人小家之上。虽然乡土社会是个人情社会，乡民们做事看交情，讲面子，但是在革命风暴的洗礼下，他们打破人情和血缘的桎梏，廓清反动势力以亲情和人情为幌子的虚伪伎俩，与具有同样革命意愿、一条心的乡亲们站在一起。革命打破了宗族固有的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渐以“革命血缘”撼动甚至取代了天然的“宗族血缘”。

　　以小说《村仇》为例，赵庄和田村的地主为满足一己私利，挑起两村人的矛盾，最终引起了械斗，导致了伤亡和仇恨。地主们挑起矛盾所利用的就是乡村之间的血缘关系。虽然小说表达的是阶级斗争的主题，但作者将其嵌入到宗族村落本有的血缘关系中来写。阶级叙事借助民俗叙事的面孔展开，不仅变得亲切可感易于接受，而且更加渲染出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终两村人重归于好，两连襟喝起和合酒，最大的原因是在区长小舅子的引导下，村仇得以向阶级仇恨转化。亲情血缘并非坚不可摧，它常常会被血污和仇恨遮住眼睛，而阶级感情和立场可以消弭原有的亲情隔阂，将阶级兄弟团结在一起。小说《金宝娘》则反映出了民间贞节观在土改时期的遭际。民间社会对女子贞节十分看重，金宝娘因为是个不正派的女人，受到了不明真相的土改领导者——“我”的厌恶和斥责。然而在了解到金宝娘的悲苦身世和际遇后，“我 ”认识到金宝娘也是受害者，罪魁祸首是万恶的旧社会，从而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之情。最终在“我”和村代表的帮助下，金宝娘治好了病，过上了踏实日子。乡土社会里，土地是农民的命脉，对土地的倚重导致了在面对地主夺去土地的威胁时，他们常常无力反抗，甚至任其蹂躏。阶级压迫导致了金宝娘的失节和一系列悲惨遭遇，面对金宝娘，村民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既有立足民俗观念对失节女子的厌弃和鄙视，也有出于阶级立场对阶级姐妹的同情和唏嘘，而最终作者对金宝娘的态度，表明了对阶级感情的看重和宣扬。小说结尾，金宝娘说，“土改之后我就不了！我让金宝每日拾粪，明年也种些地”，深入到土地关系的革命真正撼动了旧社会制度的根基，使穷苦劳动妇女终于直起了腰。作者看似在写一个失节女人新生的故事，但贞节丧失背后的深层原因——黑暗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压迫才是作品要表现和强化的主题。

　　虽然只是粗略叙述，但马烽小说中民俗与文学的融合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有民俗的参与，才缓冲和稀释了小说中的政治主题表达的单一性，营造了清新、明朗的风格，丰富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民族性，拓宽了审美空间。马烽的很多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契合了民俗文化的内核，符合老百姓的审美习惯、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换句话，民俗文化充当了文学与文学的政治旨归之间的中介，将高蹈的政治宣传和教育转化成日常亲切可感的生活教育，增加了文学的民间意味，赋予了文学以特殊的“寻根”意义，对“山药蛋派”之后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过来讲，通过对民俗的改造、规训，借助民俗文化和精神结构的作用，马烽小说也实现了主题旨归和自身话语的构建和施行，有效地完成了小说的叙事功能。

　　但是从负面影响来看，民俗文化本身是厚重、绵远、具有内在规律性的文化传统，在特定时期被文学仓促“借用”后，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丰厚的积淀，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民俗文化大多比较脆弱，文化含量不够充沛。民俗自身发展的脉络被打断，很多传统文化的内核被抽空，浇筑以政治文化的内容，这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俗文化模式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民俗文化发展的淡薄化和简单化，阻碍了其自身发展的丰富性和厚重感。对农民力量的倚重，对农民地位的推崇，使得作者在关注民俗文化时，片面强调农民勤劳、坚忍、勇敢、质朴、善良、具有反抗精神等美德，有意无意淡化了农民身上自私、落后、愚昧的特点，弱化了民俗文化和民间社会中积存的封建落后因素。由于对农民和农民文化的推崇，促进了民间文化和农民审美趣味的发展，却忽视了对知识分子传统的承续，造成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断层。在文学风格上，过分强调了质朴通俗的风格趋向，却忽视了对文学高雅、精致、优美品质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