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致徐懋庸一封信的文学史价值

赵树理致徐懋庸的一封信

徐懋庸先生：

　　前不久先生带抗大的参观团路经文联，许多同志同你谈了我的几个错误观点，在这里我对此作一解释，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他们鄙夷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指责他们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我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平凡的残忍”。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千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孰视无睹已够的上说是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一想该呀不该？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穷的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以上是我这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点滴经验，也是我在八区任职四个月的切身体会谨作参考。

　　愿公台揽

　　赵树理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启

　　这封信面世于2005年前后，后被收入由董大中担任主编的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注有“一丁提供”字样。“一丁”为长治赵树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在1950年代，常与赵树理交往。这封信就是由他在沁水街一古玩店发现的。原件是一张竖写长46cm，高20cm，印有红色格子的次等宣纸上，字为繁体，最后以16000元的高价被运城市赵树理纪念馆收藏。该信的发现和被收入全集不仅是赵树理研究领域内的又一件大事，也为学界研究“山药蛋派”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份无比珍贵的文献史料。之所以说它珍贵，不仅因为书信中提及的这两位作家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更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涉及到了1944年前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文学界动态、作家们对“山药蛋派”的态度、赵树理对时局及文艺策略的评价等诸多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前瞻性的文学问题。近几年来，《山西日报》《中国现代文学丛刊》及国内一些大型文学专业网站，也都曾刊发书信全文及研究成果，但多局限于史料的介绍，对其文学史意义几无涉猎。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由八路军129师创办，也是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校等文化团体的进驻地。“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战斗和生活过的我们现在所知的记者、学者、艺术家、画家等各界文化名人竞达600余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丁玲、吴伯萧、卞之琳、李公朴等名人和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记者何克等国际友人都曾来到太行根据地。这就形成了另一个堪与延安文艺界相媲美的抗日文化中心。书信中提及的“八区”指太行行署下辖的八个专区，赵树理在此蹲点、任职，深入农村，积累了大量的鲜活经验，这种自下而上直接深入生活一线的文艺实践方式，自然不同于那些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高高在上的、与根据地生活有点“隔膜”的间接体验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类文人在文艺观上引发争执，甚至彼此嘲讽，也是必然之事。就此而论，太行根据地的文艺界现状与延安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其最大区别在于，太行文艺界对“大众化、通俗化”和“为工农兵服务”等文艺理念、路线的认同和贯彻，要远远滞后于延安文艺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嘲讽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刊行不顺畅的根本原因所在。

　　徐懋庸早在上海左联时期就已为文学界所熟知。他是著名的杂文家，挞伐权贵及黑恶势力，宣扬真理及光明力量，尽显青年人的那种蓬勃朝气和看问题的锐利视角。鲁迅曾经为他的书写过序言。作为周扬的亲密战友，他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矛头直指鲁迅及其追随者，一时成为文艺论争的焦点人物。后只身奔赴延安，担任“抗大”教员。他与鲁迅的论争早已成为历史，多少年来，学界一直对之畅谈不衰，且纷争不断。其中恩怨姑且不谈，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他是一位有理想、有热血、有才气的新文学作家。1938年，他来到延安，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才华也被彭德怀看重。“抗大”迁校路经八路军总部(辽县麻田)时，他被彭总当场留下，委任为太行文化界的领导。这都成为一段佳话。信中所提“文联”即为当时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华北文联”。徐懋庸与太行文艺界代表的座谈是抗日根据地内部文艺团体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座谈会上，太行文艺界有些人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态度出乎其意料，他肯定不会想到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对意见。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它对我们研究延安与其他抗日根据地文艺界之间的关系、根据地内部文艺流派的生成与发展等，都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和深入分析的典型个案。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在今天看来，其在整个解放区文艺界的影响力自不在言。然而在太行根据地，他的文学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主流文艺圈所认同。在这封信中，他向徐懋庸谈了他对目前整个抗日根据地艰苦环境的看法，表达了对那些“吃南瓜汤、臭酸菜”的根据地军民的由衷赞美，并观点鲜明地指出，他们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和“我们亲爱的同伴”。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指责自己的文艺界同志的极大不满和抗议。当时过境迁，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赵树理的这些陈述，不仅自问：在那个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如此尖锐的年代，他所说的这些难道不是常识吗？还用得着以如此口吻向文艺界领导据理论争吗？华北文艺界的那些同仁难道真的不认同赵的文学成绩吗？

　　其实，他们对赵树理的指责、挖苦，其矛头不在个人，而是两种文学流派之间的争论、博弈。正如延安曾经发生过有关文艺为谁服务、遵从何种风格的激烈论争一样，在太行根据地也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高咏、陈默君、蒋弼等人为代表的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和苏俄文学经验的所谓“正统派”，另一派就是以“赵树理”为旗手的、从根据地内部成长起来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追求大众化和通俗化风格的“山药蛋派”。两派之间的对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之间不但互相看不起，而且论争不断、互有贬斥。在赵树理写这封信之前，其《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早已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内部广为流传，在延安也是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老少皆宜的作品。然而，在“正统派”看来，他们认为赵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不洗脸、不剃头”之人，难登大雅之堂，不值得提倡，并对之进行挖苦、嘲讽。他们崇尚的是像果戈里《大臣》《雷雨》和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这一类的文艺作品。他们追求的依然是“人性”、“启蒙”、“高雅”等新文学的艺术传统。因为他们并没有赵树理那样的自觉的大众化文艺追求，所以，两派之间发生文艺争论，也就实属必然。这也都说明，在1940年代，不仅在延安存在着“文艺为谁服务、走何种道路”的困惑与论争，在太行革命根据地也同样面临此类问题，而且，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

　　文艺在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作用被提高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地步，这是中国现代文艺、新文学作家的神圣职责和巨大荣耀。太行根据地的文人也大都是来自大城市的、接受过“五四”新文学沐浴和左翼文学洗礼的文学青年，然而，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让个体的生命变得难以预知和把握。高咏、陈默君、蒋弼等华北文联的骨干分别在23岁、30岁、32岁时牺牲于日寇的扫荡中，不免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遗憾和无尽的叹息。其中，蒋弼的被捕及牺牲堪称根据地文人喋血杀场的代表。这位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的常务理事、《华北文艺》主编的文学青年被俘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及被日军当作肉靶子活活刺死的历史场景，都值得后人用一生去描绘和书写。在命不保夕、前途未卜的抗战年月里，在炮火连天、生灵涂炭的险恶环境中，他们还以如此高涨的热情谈论着文学和人生，其精神和理想，足以让今天的无聊文人汗颜。更何况，他们在文艺界的论争，即使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不论秉承何种理念和风格，不论发生过何种争论，也都是那个时代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使然。他们的经验及不足，放置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他们的存在及论争过程也说明，中国新文学在“启蒙”和“救亡”之间的推进、摇摆，在“文艺大众化”与“文学本体性”之间的探索、实验，不仅发生于京沪等大文化场域中，也存在于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根据地的山间村落。然而，那个时代的文艺争论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毛主席评价“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所说的这段话，也可用来描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内部这两派之间的论争。假如赵树理没有将这些内容付诸文字，假如这封信不被及时发现，我们又从哪里获悉当年太行山文艺界的真实动态呢？

　　这封信原封不动地还原了一个文学现场，即赵树理的创作被阐释为“一个文艺方向”、“山药蛋派”风格被确定为一种流行的文艺范式之前，太行根据地文艺界内部所存在着的真实的文艺动态和作家精神样态。不像延安文艺界那样，自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经召开，其文艺方针和艺术实践就会被迅速执行，延安讲话精神在太行山根据地的传播与被接受都还有一个延宕过程。一个可供说明的例子就是《小二黑结婚》刊行事件。其最初的发表也不顺利，遭到各方面的抵制，其出版也不得不借助权威话语的推动才得以实现。“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彭德怀在其初版本中的题词很能说明问题所在。这至少表明，延安讲话精神在《小二黑结婚》创作前后似乎并没有在太行文艺界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因此，《小二黑结婚》也并不是《讲话》精神的直接产物，而是赵树理的自觉追求不期然地与之发生了重合之故。在这封信中，赵树理对太行文艺界同仁的斥责非常气愤，对当时文艺界的现状多有不满，为自己文艺追求的正当性极力辩护，极力陈述自己的文艺追求在当前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意义。赵树理说他们的态度是“平凡的残忍”，言辞可谓尖锐、激烈。须知，写这封信的年代已经是1944年4月了，距离延安讲话发表已将近2年，然而，太行文艺界的现状似乎依然如昨。这也都说明，即使在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扩展为解放区)内，其对延安讲话精神的领悟、消化及传播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文艺派别之间的博弈与论争一直持续不断。而这又是“山药蛋派”逐渐形成时的第一文学现场。因此，我们对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研究，都不可忽视对其在发生学意义上全面而深入的审视。

　　他们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45年，才表现出有所缓和的迹象。这当然与远在延安的周扬所写的一篇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有重要关联。按常理推测，徐懋庸肯定会将座谈会的内容向周扬汇报，而周是延安文艺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主要阐释者、推行者之一。如果徐是问题的发现者，周则是问题的解决者。但不管怎么说，周的论文是非常及时而有针对性的，既有着宏观的政治意义上的考量，也有着微观意义上解决现实问题的打算。周的介入为“赵树理方向”在整个解放区文艺界的最终确立开了一个好头。1946年，郭沫若和茅盾两位文艺界的“大佬”又分别撰文《〈板话〉及其他》《关于〈李有才板话〉》，力挺赵。1947年，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可谓一锤定音，将之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政治高度。周、茅、郭、陈等解放区文艺界的旗手们联袂上演了一出力挺赵的大戏，自然对终止两派论争起到了根本性的扭转作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关注。由于他们对农村生活的谙熟、对农民情感的认同和对农村现实问题的自觉关注，这使得他们即使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压力下也敢于正视和反映那些从社会主义农村内部生发出来的消极因素或阴暗面。他们介入现实的情怀、责任意识和艺术探索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但是，依笔者之见，“赵树理方向”本质上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服务于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所形成的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因而在某一段时期内它是合乎实际的，在某一段时期内它又是背离主流方向的。在“合乎”与“背离”之间，命运悲剧便会时常发生。赵树理当年在解放区的风光及1949年进京时的荣耀，与其进京后的冷遇(不被重用)以及晚年的悲惨遭遇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