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总结话剧《红旗渠》的创作,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文艺创作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红旗渠”是河南人民在艰苦岁月中的伟大创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红旗渠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首当年红旗渠人的质朴、清贫、纯粹和豪迈,无疑是对民族精神史诗的一次立体观照。《红旗渠》剧组的全体创作人员,带着对“红旗渠精神”的崇敬感而全身心投入,深情书写红旗渠精神,歌颂红旗渠精神。事实证明,这种烛照精神和心灵的艺术作品观众是喜欢的,社会是需要的,时代是提倡的。
第二,创作时代精品要沉得住气。《红旗渠》的创作缘起于2004年。我与编剧杨林合作豫剧《常香玉》期间,聊起下一步创作计划时聊到了“红旗渠”这个题材。杨林是林县人,他说一直想写自己家乡的红旗渠,这个话题也正好触动了我蛰伏许久的那根神经——红旗渠情结,一个英雄情结。本打算拿出3年时间写剧本,再用一年时间修改、论证、打磨,正好可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推出来。但创作是极其艰难的,到了2008年,剧本写到第四稿还不行,我与杨林仍觉得拿不出手,不敢请人看。于是2009年国庆60年献礼的美好愿望只能搁浅。但我们并不气馁,更不言放弃,下决心继续做下去。一条红旗渠的修建历时10年,一部话剧剧本想写好也要敢于面对时间的磨砺与考验,敢于花时间、下气力、沉住气、定住神搞创作。从2004年动意算起,7年多才立上舞台;到2014年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整整10年。十年磨一戏,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可打破啊。
第三,创作时代精品要尊重历史真实。《红旗渠》的创作难度不仅在于对这一题材的重新审视与把握,而且要做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和表达。首先我们避不开红旗渠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大背景的局限,其次我们避不开当时的矛盾以及当时人们对社会、对事物、对自然的认识的局限,再就是避不开当时的县委书记杨贵。我们决定正面写杨贵,全景式地写红旗渠,写好一高一低:高就是以杨贵为代表的县委一班人,低就是林县最基层、最底层的农民老百姓。并且写我们独特的发现,写红旗渠修建时鲜为人知的事情,写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可能发生的故事,把当时那些因种种需要和思维惯性的局限没能进入红旗渠事迹传播的人物、事件、情节、细节重新进行审视并激活。我说了一句狠话是:“要把深藏在太行山石缝里和褶皱里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东西给抠出来。”事实证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开掘方式写到了人心里,观众感到真实可信,就连那些当年红旗渠的见证者,也从话剧《红旗渠》的艺术真实中,感受到了历史的真实。这,就是这个戏为什么能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话剧《红旗渠》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