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林语堂

　　我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平和后，才知道自己和林语堂原来竟是老乡。作为一个读书人，自己家乡有这么一个大作家，早该顶礼膜拜才是，而我却与之如此陌生。

　　鲁迅在中国妇孺皆知，不仅知其名其人，我们还知道他的故乡在绍兴，知道他求学东瀛，知道他弃医从文，知道他去过北平、上海、厦门，这些地方都是他抒写光辉人生的战场。我们甚至知道他故乡的野菜和蚕豆花，从小学到大学谁能绕得开鲁迅二字。而林语堂就没这么幸运了，教科书里能见到的他的文章简直是凤毛麟角，他的《论土匪》被选进教科书算是特例了。这就是历史，潮起潮落波峰浪谷之间的不同境遇。

　　而不管怎么说，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再怎么避讳，林语堂也是绕不过去的，多少还是要把他与鲁迅等一批五四文化巨匠放在一起说上几句，但也就那么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一下而已，好像他就那么不容细说，仅贴个标签就对得起他了。在一个媒体并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普通的读者，你也就知道这些肤浅的表相。历史有时真不容细看，它有太多隐讳，甚至宁愿让真相烂在泥土里，也不透出半点风来。

　　20多年前，我在杭州买过几本林语堂的著作，《中国人》《林语堂绝妙小品文》等，有意思的是我所买的林语堂著作中，竟没有一本附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后来我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现那上面倒是有林语堂的介绍，只是把他放在很靠后的一个章节里，与何其芳一并介绍，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细节：“林语堂(1895—1976)，生于福建龙溪县坂仔村。”我第一次知道林语堂是福建人，而龙溪县在我的印象里仍是模糊的，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所指。其实我也没在意，读书人就像钱锺书说的，“知道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蛋呢！”

　　回到平和，一个偶然的机会，竟来到了“林语堂故居”前，我顿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他真真切切立在眼前。我不仅感慨，甚至惊讶，原来这样一位大作家竟出自我的家乡，他曾离我如此之近，而我却如此陌生。不相信的不仅是我，甚至还有很多平和人至今未知林语堂是何许人也。如果是鲁迅，我想绝大多数绍兴人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说出来就是家乡的骄傲。在中国，鲁迅是面旗帜，他插在哪座山头上都不犯忌。而林语堂就不同了，从他举家迁居海外时就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他在人们的记忆里有过一段可怕的空白，这空白是不容细说，更不容有什么猜想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有时空白是必要的，甚至是伟大的，就像一幅上乘山水，必要的空白有时胜过于浓墨重彩，胜于滔滔雄辩。林语堂旅美之后，一下远离那些纷纷扰扰的争吵，让他拉开距离重新审视饱经沧桑的祖国，以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的文化，美与丑、糟粕与精华，他看得更加清楚。他实现了人生的转场，一次华丽的转身。从1936年旅美至1966年回台30年间，他的创作进入喷发期，《京华烟云》《中国的生活》《生活的艺术》《风声鹤唳》《啼笑皆非》等一大批重要著作相继问世，真正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同时也向西方人系统地介绍了古老的东方中国文化，让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我有时在想，如果他不是旅居海外，还会有如此成就吗？在一个红与黑过度鲜明的时代里，捧杀与骂杀都是可能的。可能还远不止这些，因为那个时代的艺术需要立场，以林语堂性灵闲适的幽默文字真让人替他捏把汗，他的文字未必能找到正确的立场。而艺术不一定非要有个鲜明的立场，它可以是纯艺术的，这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审美认知在他那个时代又是不允许的，他选择了离开，在国内留下一段生活与艺术的空白。这段空白不许动、不许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林语堂3个字从大洋彼岸吹来，渐渐在人们心头回暖。更多的人惊讶地发现，原来故人从未远离我们，他一直站在大洋彼岸眺望我们，所有的思念是笔下浓浓的故乡山水与历史情怀，《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赖柏英》……他艺术的灵魂从未远离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每次去林语堂故居时，我都会在他童年的卧室里推开那扇窗，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个半大的孩子，踮着脚尖在眺望窗外的青山绿水，他的眼光一定像三月的那场春雨，抚摸过窗外的山山水水，甚至窗前的那片芭蕉叶，他把这每一个景致烙进心灵的深处，不管远在海外天边，被眺望过的这片山水一定是他内心最柔软的情感。我想起余光中那首诗：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多想呀，他能有一张归航的船票，而他却永远的在一湾浅浅的海峡那头眺望故乡。要是能有一只海鸟衔来一枚故乡的柚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