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的文学批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3日07:12 潘 莉

  文艺批评文集《边缘之思》(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是傅书华教授继文艺批评文集《边缘处的言说》《边缘之声》后又一部力作,较充分地表现了傅书华的文艺批评特色,即从边缘处发声,维护和促进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

  《边缘之思》和《边缘处的言说》《边缘之声》一样,都是从边缘处对当代文坛发声。在傅书华看来,“中心”不是一个先验性的存在,而是各个“非中心”区域在对话、交流中所形成的共性之所、前沿性之所。在这个基础上,傅书华论述了“山药蛋派”与人民文学的关系,认为“山药蛋派”在构建人民文学中,有着不同于进入根据地的五四文学形态及根据地自身文学形态的独特的作用与位置,并且进而论述了山西与地处其时“中心”位置的北京、延安等地在空间上的距离给山西文化山西文学带来的山西文学所独有的文学实绩,论述了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的不同,论述了“山药蛋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晋军”中的北京知青一支对中国知青文学的独特贡献。

  傅书华强调边缘,还很看重边缘话语要在与中心话语的对话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成为中心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因而通过中心话语来构成对其他边缘话语的影响力、对话力。傅书华有时会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来指代边缘与中心。他说:“源于非洲的牛仔裤、迪斯科在进入美国文化后才得以迅速辐射到全世界……源于弱势文化的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进入西方世界并因此对同样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读者总是要在发展着的生活中寻求新的情感对应点、精神生长点,而在经济上走在前面的强势文化总是给弱势文化提供着一种新的形态、一种新的可能”。“拿山西来说,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山西较之经济发达地区和现代都市,是处于边缘地带,是滞后的,需要借助中心地带的文化精神资源来观照山西……同时,又应以山西的发展中的本土文化特征来回应中心地带……从而构成中心地带所不能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傅书华对阎锡山、赵树理等能够自信地立足本土却又及时地汲取外部资源、力量表现本土对话外面的世界极为赞赏。

  傅书华对当今中国有个基本判断,就是由于市场经济对社会根基的变革,伴随着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个体生命开始浮出中国的历史地表并成为大趋势之一。从这一判断出发,傅书华对成为几代人精神资源并且在今天中国仍然通过1950年代生人对中国社会产生强大影响的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从个体生命视角作出了独到的研究。这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研究占据主流位置的个体生命与“整体”的关系,如对梁生宝、林道静、朱老忠等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性作品中的经典性人物的分析;一支是研究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的在“整体”外衣包裹下的个体生命形态,如《百合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等,或者碎片性的个体生命形态,如《月夜清歌》《上海姑娘》《美丽》等。从这一判断出发,傅书华对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以法德俄思想谱系为主体的激进思潮,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亲缘性的思潮,在事实形态上,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主潮位置,其积极意义不应低估;以英美思想谱系为主体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更具异质性的思潮,在事实形态上,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但在价值形态上,却应该被视为主潮,且在21世纪,在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与意义。也正因此,傅书华对梁实秋赋予日常生活以价值与意义、对老舍对缺陷性有限性人生形态的价值认可、对冰心站在彼岸世界价值世界对此岸世界世俗的全面的价值拒绝等等,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与赞扬。这些足以自成一家之言而让人耳目一新的。而傅书华之所以花费了不少精力来研究女性文学,是因为他看重的正是女性文学与个体生命的亲缘性,看重的正是女性文学对普通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价值性认可,看重的正是女性文学在情爱题材中所体现出来的神性与世俗性的统一。傅书华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坛既是边缘的,却又是先锋的、前沿的;也期盼着女性文学研究能够从个体生命维度,就个体与整体、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神性与世俗性的关系等等“问题”,介入中国的思潮论争,作“在场性”的“发言”。

  傅书华对文学生态的重视,不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也不在时下流行的文学与出版、文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上,而在对文学基层写作者的重视上,这是与他的边缘立场、对个体生命的张扬相一致的。傅书华写有大量的有关基层写作者作品的评论性文字。在傅书华看来,百年老林中的参天大树之所以能够长成,离不开相应的生态环境,譬如气候、水分、土壤、肥料等等,而这些,又都与小草、灌木等形成的植被条件是分不开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个创作生态问题,没有大批的基层文学作者形成的文学创作生态,作家与大作家是难以产生的。而真正的文学家、文学创作是从民间汲取养分的,从民间创作到文人创作,是一个时代文学高度所不能缺失的两个方面。基层文学作者生活的社会的底层,与民间有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他们的创作,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延伸与提升,其中蕴含着最鲜活的生命形态,充满着最本色的活力与生机。因此,傅书华对基层写作者及其作品倾注了热情和花费了大量时间,这充分表现了傅书华的人文情怀。当然,傅书华关注边缘文学以及基层写作者作品不是没有宏观视野。其实,越是从事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越是需要有着宏观视野。这种宏观视野,不仅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整体状况的了解,而且是对一个时代的思想成果的了解。傅书华的文艺批评是不乏这种宏观视野的。他评说张石山的《被误读的〈论语〉》,评说毕星星的“史记风”散文,谈《晚年周扬》,谈《思想操练》,批评“百家讲坛”等等,都有一种宏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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