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战区》：开辟抗日叙事新思路

　　山东女作家常芳的近作长篇小说《第五战区》，突破传统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还原历史真实，使曾经被遮蔽的地主形象走上抗日的前沿，以独特的角度和人性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抗战文学的不足。小说从地主抗日这一独特的角度出发，以世界一隅反映时代大势，通过战事点染折射人性深度，勇于突破传统抗日叙事模式的规约，开启了抗日叙事的新途径。

　　抗日叙事的新突破

　　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中一些反映新的地主形象的作品已经浮出水面，比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塑造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地主李文武。陈忠实的《白鹿原》更是塑造了一个勤俭持家、忠厚仁义的“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的“大写”的地主白嘉轩的形象。其他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有余华的中篇《一个地主的死》，尤凤伟的中篇《五月乡战》和莫言的长篇《丰乳肥臀》。《第五战区》将地主抗日贯穿小说的始终，这在长篇小说中是少见的。“近20年，抗日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向本真的历史回归成为一个基本的潮流，为战争的反思开拓了观察的视野，文化史的眼界调整了叙事的角度，民间的记忆丰富了特定时空中的人物故事，单纯的抗战题材逐渐融化在家族史、个体成长史的多种叙事文体中。”反思历史、关注人性、还原真相，常芳将抗战时期的血与火、泪与痛，也将地主这一阶层的卑下与崇高、怯懦与勇敢、自私与慷慨，目光短浅的鄙陋和民族大义的坚守展现在读者面前。

　　南沂蒙县地主众多，这大大小小的地主在《第五战区》里走向抗日的前沿，小说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正是这些地主群像的塑造。小说主要聚焦鹿家庄园和梅家埠两个具有联姻关系的地主家族，通过这两个家族，我们能够看到民主共和、抗日救国等社会形势和社会思潮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在形势的逼迫以及下一代的影响下被动地或主动地、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走上抗日道路的。《第五战区》让如此众多的地主纷纷支援抗战，是抗战历史叙事的重大突破。“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政策，民族大义的感召和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使得地主抗日具备了可能性，而实际上也的确有许多地主参加了抗日，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和文学界的犹豫和焦虑，在早期的抗战文学中地主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第五战区》的推出使地主由隐身到显形，并一跃成为本部小说的主角，这无疑为抗战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第五战区》的深刻之处还体现在对地主面对抗战时矛盾心态的刻画上，由此凸显了地主形象塑造的真实性。由于地主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走上抗日道路的。鹿邑周尽管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支持抗战，但之前他对“共和”是难以理解深恶痛绝的，对抗日是消极悲观不置可否的。“因为这个该死的‘共和’已经败光了他们全部的家产，让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变成了疯子。”当他看到参加了共产党的鹿镐其逃婚时落在家里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时，感到“心惊肉跳”，不由得想起让鹿家倾家荡产的“辛亥革命”，认为鹿镐其所走的路正是“他那个不着调的伯父鹿邑德”所走过的路，并认为那是一条死路。对日本的侵略，他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这些日本人，比我想象的要可怕多了”。出于一些自私的考虑，他拒绝了李公时请他当抗日救亡协会会长的建议。但是当日军打到家门口时，“螳臂当车也要先挡一挡”，“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由此购买枪支弹药，组织了沂河抗敌自卫团。鹿邑周支持抗战有着思想的转变，更有形势的逼迫，或者说是形势的逼迫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他的抗战有主动的选择也有被动的无奈。至于梅子卿，他认为儿子梅识禅参加共产党是不可理喻，但是“不管走什么道路，人都不是牲口，不能丧尽廉耻，得有良心和羞耻心”的道德感，以及对女儿不幸婚姻的同情，使他接受了抗日救亡协会会长一职，并且后来毁家纾难，为抗战捐献飞机，甚至把卖剩下的那些土地也全都交了出去。可以说，《第五战区》就是一部地主由漠然置之到走向积极抗日的成长史。

　　地主形象的“人”的还原

　　自鲁迅的《呐喊》《彷徨》始，地主形象已经登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舞台。“五四”启蒙文学，如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离婚》、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庐隐的《一封信》、鲁彦的《许是不至于吧》等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关注的是农民、知识分子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地主形象退居边缘。从革命文学开始，中经抗战和解放时期的文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涉及地主形象的小说面貌为之一变。工农兵逐渐占据文学的舞台，地主形象的展示空间进一步遭到挤压，并作为“反面人物”的造型逐渐被扭曲化和脸谱化。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高玉宝》等，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歌舞剧《白毛女》，电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李心田创作的中篇《闪闪的红星》。这些作品无疑塑造出了一些经典的地主形象，特别是《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三部长篇各自刻画了一些具有个性特征的地主群像。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这些作家在创作时的尴尬以及越来越多作品的模式化和地主形象的单一化。在当时一元化思维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也只能塑造出单向度的地主形象，地主只能是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反动、道德上无耻的脸谱化的“反面形象”。

　　地主阶层虽有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作者更为关注的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属于普通人的善的一面。鹿邑周在未发家之前，只是个银行的经济保安，不仅救了生病的陆丰年一命而且帮他安葬了他的父亲和母亲。锦官城遭受日军空袭后死了10多个人，村长和知事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鹿邑周主持大局，自己出资为这些死者举行了公葬。既是赌鬼又是酒鬼的卢斯金被冻死后，他的老婆罗灵芝求村里的两个知事和村长帮忙料理后事，但他们认为罗灵芝不检点而找各种借口置之不理，这个时候又是鹿邑周出面帮助她们将卢斯金安葬。当乡民们有了难题走投无路时，他们最后想到的是这个地主，而最后真正伸出援助之手的还是这个地主。这些事有大有小，但都体现出鹿邑周的仗义疏财和善良美好的一面。

　　《第五战区》中地主普通人性的表现最突出地体现在对子女的疼爱和对土地的痴爱上。一个人的天性、感情和道德感等往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些地主也希望享受天伦之乐并经常表现出儿女情长的一面。鹿镐维率领队伍出去抗日后，鹿邑周一直担心紧张，甚至向从不信任的“上帝”许诺，只要能够保佑儿子的平安，他宁愿“下一辈子里，再下一辈子里”做“上帝”的仆人。梅子卿一直为女儿不幸的婚姻伤心难过，悲愤不已，经常拿着枪四处打猎来宣泄心中的烦恼。为了让女儿看着心里亮堂，让管家把发电机发动起来点亮电灯，正是这些生活的细节，体现了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拳拳爱心。对于中国的农民而言，特别是过去的中国农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结，而《第五战区》里的地主对土地的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地主鹿邑周经常“骑在那匹高大的黑马上，在属于他的这些土地边上，转来转去地欣赏它们时，每回，他都会攥紧着手里的缰绳，坐在马背上，看着地里的庄稼嘿嘿地笑上半天”，他“跟爱自己的命一样热爱他那些土地，也像喜欢儿女那样喜欢地里的庄稼”。也许是对土地过度的迷恋才使他们竭尽所能聚敛土地，并固守到手的土地，从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地主。但这也体现了一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就像莫言《生死疲劳》里的蓝脸一样。“自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传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文学写作本身就难免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历史化的推动下展开。抗战之后，解放区的文学或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几乎少有对二战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令人欣慰的是，长篇小说《第五战区》不仅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将长久以来被遮蔽被扭曲的地主这一特殊群体还原为“人”并进行了剖析，无可置疑的是这种剖析是独到的并且也是“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