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传承的双重品格

　　“五四”作为历史的转折点，“新”是其本质特征。白话文的兴起，文学革命的爆发，民主与科学的广泛传播，都标志着“五四”新文学以“目空古人，下开百代”的姿态出现。但事实是，“五四”从未割裂与传统的关系，而是在传统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价值。比如刘半农著名的《改良观》一文就是用文言文写成的，这种戏剧性的表达足以显示出“五四”那代人对创新与传统的双重品格的理解。如今，“五四”已远去。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品味“五四”就会发现，“五四”在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远远没有完结，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延续发展。

　　“五四”是对传统的继承

　　文化传统是从漫长的历史中沉淀起来的，是从各民族不断实践中获取养料的。文化传统的内涵是丰富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因而，文化传统是一种强大而凝聚的力量，没有文化传统的支撑，一个民族将难以发展，甚至不复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文化传统在其中被打磨殆尽，有的文化传统却崭露头角。“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就很好地表现了文化传统的演变与沿革。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那种以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作为普遍被崇尚的生活方式，正是魏晋时期的文化传统。虽然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这样的文化传统逐渐消失，但所积淀下来而长久流传的是一种“反叛”的精神。由“五四”而爆发的“反传统”精神，其实在魏晋时期的传统中可以找到它的流脉。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是在割裂历史的前提下诞生的，任何的文化传统都是在继承中得以创新延续的，“五四”也不例外。“五四”是“反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也从未中断过对传统的继承。鲁迅有开白话小说之先的《狂人日记》，但同时也有对传统文学厚重的总结《中国小说史略》。朱自清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但同时他是一代国学大家。当年朱自清首开新文学课程，但他讲得更多的还是传统国学，到了西南联大他依然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徐志摩让人们知道了新诗还能写得这样好，但同时徐诗中的离愁别绪，音调起伏却是对传统的回归。曹禺的戏剧是最外国的，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曹禺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但同时曹禺的戏剧也是最中国的，他曾说：“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应该是多方面的，是靠多少年的逐渐积累而来的。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我从小就有许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家里有一套《戏考》，我读《戏考》读得很熟，一折一折的京戏，读起来很有味道。”吴祖光曾说过，不懂得京剧就不懂得曹禺和我们这些人的话剧创作。由此可见，没有创新与突破，那种认为“五四”是对传统的断裂的说法，显然是对“五四”的误读。

　　回归到文化传统的时间谱系，“五四”新文学所昭示的文化传统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正是因为在时间上离得最近，所以“五四”新文化传统也最容易被忽略。“五四”新文学包括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所有重要的作家，都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建构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五四”是这样一个点：它继承了古代文化传统，开启了新文化航程，同时又以自己的传统影响着至今仍在发展的中国文学。“五四”这个点是千载难逢的。

　　“五四”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如今，“五四”荡涤社会的气势、政治解放的怒吼已远去，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对人本主义的大力弘扬，是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吁求，也是对社会及民族解放的竭力呼喊。从“五四”那一代人的身上，文化传统得以从四个维度体现：

　　首先，鲁迅代表的“五四”那代人最注重创新，又最懂得继承。毫无疑问，“五四”那代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他们开创了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全新格局。但他们的重要和宝贵还体现在他们在懂得创新的同时懂得继承，他们从未割断历史的联系与发展。周作人最热心白话文的倡导和实践，但又最珍视文言文。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旗手之一，是他第一个公开提出要保留文言文，而不是所谓封建复古派。在审美趣味上，周作人亦是如此。譬如他对俞平伯的散文风格备加赞赏，说：“俞平伯的散文是那样地旧，又是那样地新。”在周作人看来，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越多，创新越多。其实这是“五四”那代人的共识。

　　其次，“五四”那代人最渴求开放，又最注重立本。“五四”那代人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作为新文学作家，几乎人人都是国学大师，但同时又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两人均满腹经纶，但同时两人又精通数门外语：日语、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周作人还多两门：希腊文和梵文。既读过经，又留过洋，贯通古今中外，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文学文化品格。

　　再次，“五四”那代人最渴求自由，又最懂得责任。他们始终伴随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是“五四”的特质所决定的。譬如郭沫若在浪漫主情的同时，始终不忘文学的社会职能，甚至比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的作家还关注现实与人生。北师大的钟敬文针对当时文坛对郭沫若的贬损，鲜明地强调了《女神》的巨大作用，钟敬文甚至认为：“郭老即使没有其他成就，一生只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一篇文章，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位置也就确定了。”“评价一个伟人要像看待一棵大树，应该看它的整体，而不是看它的枝枝节节，看它虫伤的地方。……我们应该像评论一棵大树一样评论郭老。”钟敬文对郭沫若的看法与态度也正是负责任的体现。

　　最后，“五四”那代人最犀利无情地批判社会，又最无私地解剖自己；最无情地揭露人性的弱点，又最深情地关注整个人类。鲁迅与周作人等思想和作品，都有一种对整个人类的大关怀，这是一个大作家、一个文化伟人的标志。以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为例，这篇小品文主要是围绕作者故乡的三种野菜来写的。文章首先以妻子买菜回家偶然说起北京也有卖荠菜的话题为引子，勾起了作者对浙东家乡的野菜的回忆，在考证野菜名称的同时，孩提时代的种种美好记忆也涌上心来。故乡的野菜牵动了作者对离别已久的家乡的深切怀念之情。野菜是作者自家的，怀乡之情是人类共有的。全文表面上没有一句抒情的语句，只有几幅含有平和的诗意的素描，但作者充满真挚的怀念却深深浸透在整个文章的字里行间，这些正是能够引发人们共同怀想的人类之情。没有这样的内涵，周作人何以被称为“小品文之王”？

　　“五四”在历史中延续

　　在科技与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其实并没有摆脱“五四”文化传统的影响。如今的中国在创新的同时就不需要继承了吗？如今的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就不需要立本了吗？如今的中国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就不需要担负责任了吗？如今的中国在批判社会的同时难道就不需要自我解剖了吗？“五四”给当下的重要启示在于：

　　首先，创新多了并不意味着继承就少了。如今，对于创新的热度远远大于继承，似乎只有创新，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昌盛，人类才能发展。但实际上，如果没有继承，没有“不变”，发展就失去了基础；没有创新，没有“变”，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五四”的文化传统告诫我们，真正成为传统的东西无法轻易“反”，能够一“反”就倒的东西算不上是传统。比如戏曲是中国从古至今延续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在的核心是要给人们一种美的精神享受，这正是需要继承并弘扬的，但外在的唱腔、对白、服装、道具等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加以创新，进而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观念。

　　其次，开放多了并不意味着立本就少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文化如何与外来文化和谐共生，互为补益，从而激发出新的活力？如何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在世界文化版图确立中华文化的应有地位？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思考和反复探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立足本民族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土壤与根基。“五四”那代人无一不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汲取外国的文化精髓，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本民族的发展。换言之，“五四”的文化传统是在立本的基础上讲究开放，将开放作为立本的动力。

　　再次，自由多了并不意味着责任就少了。如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重大的，高雅的审美追求正在不断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通俗性、趣味性、世俗性的增强。在这个消费时代，为了赢得市场的认可，文学阅读愈发向着消遣、休闲的方向发展，对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变得不再重要。这是一个需要用责任感战胜利益的年代，就应该像鲁迅的作品一样，始终有一种责任，始终围绕着他所关注的问题：农民、知识分子、女性命运、民族劣根性……鲁迅自认为自己是土的，因此他反感那些带着文化优越感的人，反感那些没有责任感的人。在当今社会，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商，都需要重新肩负起责任，回归“五四”文化传统。

　　最后，批判社会多了并不意味着解剖自己就少了。当下社会存在很多弊端，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人站出来指责、批判社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但我们是否应该更多的反思自身的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更需要解剖自我，就如同“五四”那代人一样。比如在批判社会问题的同时，鲁迅始终不忘自我反省，郁达夫与巴金始终不忘自我忏悔。这种敢于赤裸裸地关注个人，关注自我，敢于解剖自己的内心，敢于开诚布公的精神，正是当代的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