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传统与世界化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与世界传播”是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正如历史学家所言：“传统是死人的活信仰，而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仰。”离开当代的意识和世界的关怀，关于“传统”的论说很可能沦为“传统主义”，沦为一种防御、拒绝和退守的姿态。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中国传统。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不断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焦点，其间当然也难免诸多的误解和疑虑。而要澄清误解、打消疑虑、跨越文化差异、应对世事变迁，绝不仅仅是策略、手段或者传播途径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文化传播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文化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细细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四个讲清楚”，则会发现真正需要讲清楚的确实是“中国道路”的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的融合性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四端既是国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核心所在，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或可说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与世界传播”之要义所在。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传播，往往都是与成功的“当代阐释”相伴。致力于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日本学者阿部正雄就曾直言：佛教要被不同传统所理解和接纳，必须进行“恰当的重新诠释”。因而在他与一系列著名神学家展开的对话中，一方面似乎是用西方的概念工具重新阐释了佛教，另一方面却恰恰使佛教观念由此渗透于西方的概念系统，为其在西方的传播开辟了通道。而这种“无执”本身，不仅诠释了典型的佛教立场，也在西方思想中激发出深层的回应。与之相应，理雅各(James Legge)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译解之所以流传不衰，亦复如是。

　　外来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反而观之，近代学人“以佛理及西学阐发诸子”竟又使“子学重振”并且“风靡一时”。也许可以说：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应该是可以被激活、可以现代化的传统；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应该是可以融入世界、可以世界化的中国文化。因此，弘扬传统恰恰是要转化自己的传统、阐释多元的世界。以这样的精神推动文明对话，才能让别人理解我们，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完全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相成相生。

　　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更加应运时变、更具对话能力，从而成为融通古今学术、涵纳现实关怀、跨越学科界限的世界性学问。近代以来中外东西之交流、冲突或者融会，皆可汇聚于此、延伸至此，亦可由此而得到解说。其间包含着巨大的理论空间，特别需要我们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予以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