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沪剧《挑山女人》谈现代戏创作

　

　　我是第四次参加沪剧《挑山女人》的研讨会了。随着戏的不断修改提高和场合的不同，每次研讨的侧重点自然不同。但是有一点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挑山女人王美英这个善良宽容、坚忍不拔、有社会担当的普通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艺术形象。这个典型形象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闪耀着崇高的人性美的光辉。与当前一批同类的真人真事作品相比，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力作。

　　看重这部戏，还因为这部戏出现的背景。我们都知道：戏曲作为承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大众化载体，它在满足群众艺术欣赏的同时，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理应受到社会和社会舆论的重视。然而，现实是它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戏曲面临文化娱乐形式多元化的冲击，观众面日渐缩小，生存日趋艰难。二是前一段时间，舆论界谈及舞台艺术改革成果时，往往只提某某院团转制后走市场挣了多少钱，经济效益如何如何。从而促使不少戏曲和话剧院团为生存而创作一些仅为地方政府做宣传，艺术含量却不高的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原创作品中当代题材现代戏数量相对不少、而高质量作品却并不多的现状。

　　而《挑山女人》的原型并不在上海，更不在上海宝山区，编剧和主创人员未受到有形的和无形的政绩观的影响和制约，在遵循艺术规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

　　实现了“要我写”到“我要写”的转换

　　“要我写”我就写，那是“遵命文学”。遵命文学往往流于一般化，难于成为留得下的艺术品，因为它往往不是从生活来的，也不是从作者心里流出来的。当然，问题不能绝对化，创作中遵命文学成为艺术品的例子也不少，那是由于作者(包括其他主创)接受任务后潜心研究材料，认真深入生活，体验感受和认识分析生活中特定的对象，同时调动自己人生感受中的积累，从而产生创作冲动，实现“我要写”的转换。沪剧《挑山女人》的创作过程就是这样的。即该剧的策划和相关领导看了报上发表的安徽休宁县齐云山区女挑山工汪美红的报道决定创编这台戏后，首先组织编剧等主创人员到齐云山区深入生活，从而使主创人员受到感动、受到震撼而进入创作。生活存在是客观，是第一性的；我(主创)是主观，是第二性的，只有主观的我真正认识了特定的客观(表现对象)，并深刻地感受了它，才能真正实现“我要写”的转变。这个问题，在艺术规律方面，是是否坚持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问题；在哲学上，是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样的规律问题。

　　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古往今来，但凡留得下的叙事性作品，大多是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既包括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和对生活的价值取向，也包括处理素材的写实手法。我这里说《挑山女人》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主要是讲作者对这个题材的价值判断，讲作者在立意上的选择取舍。

　　原型汪美红当挑山工17年，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不少贫困山区、特别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基层组织面对汪美红这类贫困户往往是无奈，或不作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某个作者去写时，也许会通过主人公的贫困无助，揭露当时社会某些角落的落后现实，呼唤组织和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民生。这也有意义，无可厚非。但该剧的作者没那么写，那样写容易流于旧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窠臼，老套子。原型生活中的主要对立面是婆婆，这个迷信自私的人逼得儿媳挑山养子女。这个题材也可以从反迷信自私的角度反映人性的美丑，但这样处理使作品的立意太陈旧、太一般化。该剧的作者漠视了前两种价值判断，着重沿着主人公命运和内心世界方向开拓，表现其对子女的伟大母爱和对婆婆的宽容，表现其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表现其对家庭对社会的担当精神，从而突显主人公人性的崇高美。当然，呼唤社会关注弱势群体，批判封建迷信和自私者也可以成为一部成功作品的副主题，但是，面临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集中笔力表现和弘扬民族的担当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或更为高远。

　　表现真人真事的作品，创作中也应遵循典型化原则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原生态的生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因为作家艺术家把生活进行了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这样一个“典型化”的过程，它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因此，成功的作品，它的创作过程，始终要遵循“典型化”的原则。生活中的英模人物和其他的典型人物，当然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不一定能成为艺术中的典型人物。艺术典型应该从若干人物中提炼、改造而使之典型化。因此，我不主张出一个英模就搞一出戏。但对于《挑山女人》剧中以这种原型为基础创作，在具体的构思中也进行了一定程度典型化处理的成功创作事例，我也是赞赏的。该剧创作中的“典型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表现在主人公的名字上——原型叫汪美红，剧中人变成王美英。这种改名换姓，作者给自己留下了设置人物、选择和组织剧情、人物形象塑造自由创造的空间。其次，努力发掘、扩张甚至合理地虚构主人公在特定时期生活中可能有的合理人物和事件来结构戏剧。例如编剧说在深入生活访问原型汪美红时，曾问：17年中是否有过相好的男人，汪美红欲言又止地答了一句：心里倒想过一个人。编剧抓住这么一点，虚构了一个挑山工成子强，并使成子强这个人物贯穿在主人公17年的“挑山”生活和情感世界中，从而创造了揭示主人公王美英的情感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条件。再次，对次要原型人物性格、事件的调整(如与婆婆的关系，包括婆婆指使女儿对主人公的监视及女儿长大后的后悔等)，对关键道具的设计(如扁担)及几次“挑山”的设计，都对原型生活作了若干选择取舍。该剧诸如此类的典型化处理，使之从生活真实达到了一种感人肺腑的艺术真实，颇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