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为我铺就了音乐的道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18日07:03 尹 松

  爸爸逝去20年了,我常常凝视着这张摄影家朱延龄拍摄的照片:爸爸手捧着书在卧室的窗前,坐在他最喜爱的那张藤椅上微笑地看着我,阳光暖暖地从侧面照射进来,我的心中也是暖暖的。爸爸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也是这么充斥着满满的柔软的爱的。

  记得我们姐妹深夜畅谈时候,爸爸会兴致勃勃地来参加,天南海北什么都谈,谈国家大事,谈个人的工作、生活上的烦恼,也谈电影、小说。我们每一个子女至今怀念那些充满家庭情趣的深夜——我们围坐在一起,有讲不完的话,夜深了,冲上一杯咖啡,或吃块冰淇淋。爸爸喜欢这样与儿女们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代沟,谈得很投机、畅快。我们姐弟无论碰到什么困惑和困难,总是向爸爸求助,而爸爸总是那么的愿意在各方面给我们帮助。

  我参加工作后,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屡遭坎坷。我先是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每年回家探亲,家里人到火车站接送简直就是场战斗,大家都带许多行李,要抢列车上的行李架放行李。有一次把妹妹模模都挤落到站台下面去了。爸爸几乎每次都参加这样的“战斗”,那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一次为了搬一袋我带回来的黄豆,他一脚踩在车站搬运行李的行李车上,一脚踩在火车车厢上,不知何故火车突然开动了,他差一点就摔下来。每当我离开上海回建设兵团,火车开动后,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爸爸的身影,心里总是激动不已,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曾为此给爸爸写过一封长信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他的回信只是淡淡的、不以为然的。1990年,我在深圳分到了房子后,赶紧添置了一些家具,想让爸爸来后能享受一下,可是他却没能赶上。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揪心地难过:您给了我一辈子,而我能够给您的却太少太少。

  24年前的3月18日,我从深圳赶到上海,从机场直接到华东医院。爸爸当时还能够坐在一个藤椅上,看到我时他上下打量我,他喜欢看我穿漂亮的衣服,那是表示欣赏我的服装,我当时穿着海蓝色的呢子大衣,下面是红格子呢裙,我故意逗他说:“怎么样,漂亮吧!”他笑着点点头,说,“漂亮”,那时他还能够重复别人的话,自己主动说话已有困难。但没想到致命的脑瘤已压迫了他的语言神经,使他无法说话,而正在迅速增大的瘤子,最后终于压迫到他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呼吸神经。

  4月10日,爸爸临终时我在他的身边,他两眼盯着我,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可又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要关照我们姐弟今后要互相帮助,前几日他总是困难地说“团结,团结”,而他是遗憾再也帮不了我们了。我一再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好的”。我紧紧握着他那软软的暖暖的手,心里仍然拼命地盼望着想,我们几个孩子都在拉着你,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爸爸还是离去了,我们依赖的大树还是倒了。20多年过去了,我却觉得爸爸还是活在我心里,他总是微笑地慈爱地看着我,一如既往地鼓励着我。

  20多年来,爸爸对子女的鼓励推动着我们不断进取。我从当年的钢琴助教,成长为一名钢琴国家一级演奏员,开过多次独奏音乐会,重奏音乐会,双钢琴音乐会,与国内外指挥合作演奏过多首钢琴协奏曲,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而且在钢琴教学领域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在深圳开办了萧邦钢琴艺术中心,我的学生获得了国内外多项钢琴比赛的大奖,许多学生走上了从事音乐专业的道路。今天,回想起我几十年的音乐之路和成长之路,是爸爸一直陪伴我走过来的。

  我从小和姐姐一起学钢琴,一开始家里并没有钢琴,我们俩要到常熟路口的老师家里去学琴和练琴,每天只能练习45分钟,后来有一天家里买了一台钢琴,是进口的立式琴,我们可以在家里尽情地练琴了,而爸爸也为我们重新找了一位更好的老师来家里教我们。直到我已过而立之年,在南京艺术学院担任钢琴专业的助教工作时,才在南京军区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我们家钢琴的来历。在解放初期,爸爸曾经担任过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前身)的文化部副部长,在那期间,爱才的爸爸将部队文工团的许多有才能的军人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他们当中有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家陈钢。一位后来知名的音乐家来看望爸爸,谈到学习作曲没有钢琴的苦恼,此时爸爸已转业到了上海,并出版了一些作品有些稿费。爱才的爸爸立刻豪爽地买了一架钢琴送给他。过了一段时间,音乐家又提到那台琴不太好。爸爸又再买了一台钢琴给他,说,那一台就拉到我家里来吧,我的两个女儿正在学钢琴。我就是这样和姐姐一起有了钢琴,那年我7岁。

  爸爸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镇,又经过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在50年代能够有让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这样的见识真是难能可贵。而他仗义疏财,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我亲眼见的,听说的,他生前身后有太多人提及了,但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放在嘴边。

  爸爸特别高兴我和姐姐会弹钢琴,特别是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他总喜欢带我到各种场合,总喜欢说“我这个女儿会弹钢琴”。记得刚进附小,一次考试成绩不错,老师鼓励我让我参加学校的演出,其中有一首曲子叫“小丑”,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他在旁边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跳舞来启发我,至今还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见人要有礼貌,要叫叔叔阿姨,可是爸爸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只要我在弹琴的时候,家里来任何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专心弹琴。我想,我弹琴一直有很好的完整性,与此是有一定关系的。

  1988年,当时我已经从钢琴专业研究生毕业,拿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刚调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不到1年,事业上还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平时还要去酒店宾馆之类的地方去“捞外快”。那期间他两次到深圳,在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写东西,有时还会晚上跑到我找外快弹琴的酒店来听我弹琴,甚至还有一次把花城杂志的总编李士非先生也拉来听“我女儿弹琴”。爸爸一直是这样用欣赏的方式,鼓励我,使我在艰难的曲折的学琴道路上走了过来。可惜他没有听过我的正式的演出。他为我写的书法:“松儿座右——艺海无涯”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

  自从我进了上音附小专业学习钢琴后,爸爸认为我应该接触各类艺术形式,特别是表演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他赞同和鼓励我去观看各类艺术表演,他特许我在他不在上海的时候,直接打电话到作家协会,让郭信和阿姨帮忙买票给我,任何演出票都可以,无论多贵都可以,票钱直接从工资里扣。拿了票,我就兴致勃勃地自己去看,可能的话他也陪我去看过。我那时候把能够看的名家的演出几乎都看了,戏曲有京剧、昆剧(京昆、苏昆)、越剧、沪剧、扬剧、汉剧、吕剧、黄梅戏、京韵大鼓、河南坠子、评弹、说书、歌剧、舞剧、话剧等等,大艺术表演家周信芳、荀慧生、李玉茹、俞振飞、袁雪芬、徐玉兰、王文娟、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蒋月泉、徐丽仙、刘韵若、余红仙、任桂珍、施鸿鄂、舒巧等等的表演我都看了,而且都不止一次地观看,还有许多艺术家现在已经数不出来了。从附小到附中一直是这样尽情地看各种表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停止了。多年下来,受着中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那些点滴的精华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积累,使我对艺术的理解,对我的艺术生涯有多么重要!

  我从事钢琴专业的工作至今已有近40年的时间了,演奏和教学常常交织在一起。前15年是在学校教钢琴,以教学为主演出为辅。自1988年到深圳交响乐团工作,做了专职钢琴演奏家,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过钢琴教学工作,还开办了自己的业余钢琴艺术中心,从事业余钢琴教育。可以说我一直从事教育,而在如何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却是爸爸教育了我。我深深受到爸爸的影响,最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自己。

  我曾经对学生、对儿子都不够耐心,常常大发雷霆。爸爸是看到过我给学生上课,如何教学生的,他不能容忍我对学生发脾气。课后他十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生!老师就是这么当的吗!对我对儿子的粗暴更是不能容忍,他经常在信中说到此事,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对4岁不到的娃娃,不能用大人的标准衡量,即使对青年、成人,也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犯了又改,改了又犯,犯了再改。这个,每人想想自己,对照一下就行了。要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循规蹈矩,五讲四美,天天向他进行说理教育,一见到他有无理无礼之处,就大发雷霆,甚至打骂相加,只能给他效法,今后对人又打又骂。我一见到对孩子凶狠打骂,不但心痛,而且非常仇恨,我以为那是‘不仁’,是残酷,是违反童心人性的粗暴之举。”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他是祖孙隔代亲,有溺爱之嫌,而学生家长都认可我的严格的嘛。可是时间长了,我对照父亲对我的教育,认识到打骂发火并不意味着严格。爸爸从来没有打骂我们但并不是没有要求啊。渐渐地我也学会了不再粗暴,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慢慢地引导。学会了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

  爸爸对家庭对子女倾注的是温情、是爱抚。他从不使用暴力,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有打过我一个巴掌。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要么是在书房写作,因为大量抽烟,房间里烟雾弥漫。他规定了,只要他在写作时是不许我们去打扰的,除了吃饭时间。要么就是带我们子女上文化俱乐部,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有电影看,还有冰淇淋吃。爸爸常爱带我出去玩,上朋友家,也许因为四姐弟中,我的年龄适中,再则也可能我有一点音乐天赋,钢琴弹得不错,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就读。可有时候我不识时务地硬缠着要跟他出去,跟到家门口,他无法摆脱,于是就把我推到房间里,可我人小灵活,又坚定地跟到门口,他虽然心急如焚,可仍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将我推回到房间里,从不粗暴,直到我泄气为止。

  在我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初二的学期末,音乐界刮起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三化”之风,现在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爸爸和我的学钢琴的同学邓小妮的爸爸邓旭初(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听说了中央的精神要大量地砍掉钢琴专业,除了少数尖子外,钢琴专业的学生都要改学民乐,而我和邓小妮的条件只能改学二胡,眼看培养我们成钢琴家的愿望将由于政治风云变换而破灭,两位爸爸这时候想让我们转学改学文化课。虽然现在看来他们轻视民乐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我只是想说,爸爸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使我至今仍十分佩服。

  爸爸知道当时的我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音乐,不会轻易同意转学,因为他跟我谈过,我根本就不同意。有一天他忽然问我:“你最崇拜的作家是谁?”那时,爸爸的小说《红日》已红遍了全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我却没有看过,理由是“不喜欢看打仗的书”,我看《红日》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来抄家,抄走了所有的小说,我们几个孩子趁他们不注意藏起了一本《红日》,这时才认真地看了,此是后话。当时我正迷上了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于是我说“是闻捷”。没想到过了几天,闻捷竟然到我家来了,原来爸爸认为自己说服不了我,于是让我崇拜的闻捷来劝我改行转学的。总之最后我还是被说服放弃了学音乐,转学到了普通重点中学——上海市二女中读初三。当然谁也没有料到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邓小妮的命运经历了很大的波折,庆幸的是最终我们又都回到了钢琴身边。但当时爸爸为了说服我所花的心思却使我钦佩不已——他是用智慧来进行教育的。

  后来爸爸在病中已经不能言语,也无法书写,但我可以从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中猜到他的意思,他常常紧紧握住我的手,也这样紧紧握住弟弟的手,抖动着,我能明白这“紧握”中的千言万语,但我却不忍去想,那一定是说他不能再为我们做事了,他感谢我们对他的照顾,希望我们好好地生活工作。他就是这样总是在为我们做事,可对我们为他做的事总要说声谢谢。别人都感到奇怪,可他却说:子女不是父母的奴隶嘛,平等的嘛,孩子为我做事当然要谢谢。爸爸,可您殊不知我今天为无法报答您而终生抱憾!虽然那病中的20多天给了我最后的机会,可这机会来得太不近人情。

  爸爸虽然故世20年了,但我觉得他始终和我在一起。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爸爸既是强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是宽容温和的,充满慈爱。他始终是我的榜样,始终在激励我。我时时感受到父爱是如此的深厚,源远流长,父亲的恩情是如此博大得无法言谢。爸爸帮助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又鼓励我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成为了一个钢琴家,和一个懂得用智慧的钢琴教师。我在这条艰辛的音乐道路上享受到了无尽的快乐。我想,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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