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18日07:03 吴小庆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往事历历在目,父亲仍然活在我心里。

  父亲出身贫苦,8岁才上小学,中学时,因参加闹学潮,学业也时常的中断。他在家乡小镇上当过学徒,小学教师。后来,借了别人的初中文凭,才考取高中和大学,而且都是师范科。我问他,为什么总是上师范。他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而学师范是不用学费的,所以就上了。我还曾经问他是如何开始写作的。他说,在念书的时候,为了多弄点零花钱,就常向报纸和刊物投稿,有一次居然被采用了,信心大增,于是就开始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了。父亲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1928年,那是一篇小评论,登载在章乃器主编的刊物《新评论》上面。1938年,父亲参加了皖南新四军,从此,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革命战争生活结合在了一起。他自己常说,他是搞军事文学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活的。

  《红日》是父亲的得意之作。在孟良崮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当他看到刚从山上抬下来,放在他所在的六纵宣教部门前的张灵甫的尸体时,就萌发了要把这场伟大的战役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念头。由于当时战事的紧张和工作的繁忙,父亲一直没有时间动笔。直到1952年,他才完成了小说的人物详表和章节的故事梗概。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仇敌》,后来一直定名为《最高峰》,喻意战士们登上了孟良崮,消灭了国民党王牌74师。但父亲一直对这个名字不满意,觉得它没有艺术性,不含蓄,又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书名。一天早上,当他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窗外朝阳的光芒时候,突然发现,给小说取名为“红日”,是再合适不过了。正是在那天,东方露出曙光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向74师发起了总攻;在红日的光辉照耀下,战士们登上孟良崮的山头,挥舞起了胜利的红旗。

  《红日》出版以后,父亲拿了一笔稿费,他把其中的大部分3万元交了党费。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说,一是有人常问他这么多钱怎么用(那时一般人的月工资就几十块钱),使他心里不舒服,二是,他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要那么多钱也没用,于是就交了公。《红日》的出版,使父亲的名字蜚声文坛,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磨难。“文革”时,《红日》成了一株大毒草。小说中对解放军失败的描写,对张灵甫骄横狂妄的描写,都成了他丑化人民解放军的罪名,父亲也因此遭到轮番的批斗。所幸的是,《红日》今天依旧闪耀着它的光芒。作家莫言说,《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又重新拿起了笔。虽然已到古稀之年,但他仍然信心满怀地在创作。每当他写好一篇文章或小说,总要我们孩子先看,要我们提意见。我们也常常对他说,我们是你的高级读者,通过我们这一关,拿出去一定没问题。他也知道传统的小说写法已不能适合当代读者的需求了,他也开始尝试着新的创作手法,再次赢得读者。1985年,父亲发表在《小说林》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获得了当年该杂志的优秀小说奖。父亲曾在给我大姐的一封信中说,他要珍惜晚年的光阴,写出更出色的作品来。去世前三个月,父亲发表了中篇《狭路相逢》。报纸上介绍说,这部小说扣人心弦,人物呼之欲出,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的历史风云,气势磅礴,描写生动,可与《红日》先后辉映。老作家柯灵当时还特地把介绍这篇小说的剪报,千里迢迢的寄到美国给他看。在美国发病以后,用笔已经很困难,但父亲仍坚持完成了一篇回忆新四军生活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一生写作,写到了生命的最后。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他很少在家,不是外出写作,就是到外面搞“四清”去了,再后来,“文革”开始,他就被隔离关起来了。我们接触不多,父子间很少亲热,自然有点怕他。记得小时候,邻居常叫我“小吴强”,我就皱起眉头,模仿他的表情。而真正对父亲的认识,是在“文革”开始以后。1972年5月,父亲解除隔离回家。当时,我和在同一所中学的三姐正在“拉练”途中,被通知临时回上海一趟。这次见到父亲印象很深。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穿着旧衣服,黑黑瘦瘦的小老头,完全不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种神气的模样。那时,我还常看见他,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回来,满身泥水,步履艰难地走回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文革”期间,父亲被说成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父亲曾与张春桥面对面的一起办公,他对张春桥脱离群众有看法,在“文革”中,被人“揭发”了出来。张春桥知道后,恶狠狠地说,没有我的同意,不许“解放”吴强。造反派要我们家人跟他划清界限。“四人帮”对他的迫害,家人对他的不理解,父亲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压倒屈服,顽强地活了下来。造反派曾对他说,黄浦江的盖子又没有盖,你怎么没有跳啊?父亲的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父亲生性乐观开朗。虽已八十高龄,却喜欢与青年人在一起。我有同学来玩,他也常常来凑热闹,一起聊天,无拘无束。儿时一起玩的邻居在一次聚会上也说到,父亲是我们住的大楼上,为数不多的跟我们小孩子说话的老头子。也许父亲觉得与青年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年轻,其实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老的感觉。父亲还酷爱围棋,是一个棋迷。他下起围棋来,可以达到忘我的地步,任何事情可以抛在脑后。陈老总在上海,也常常找他去下围棋。“文革”期间,无事可做,常常跟棋友们通宵达旦地下围棋。1982年,在父亲的鼓动下,上海的老同志和江苏浙江的老同志展开了围棋交流,由此促成了后来的全国老同志“劲松杯”围棋友谊赛的举办。1985年,父亲率领上海代表队参加在扬州举行的“劲松杯”围棋赛,拿了冠军回来。上海成立了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父亲当选为第一任的会长。上海体委还授予他业余五段(业余最高段位)的段位,他颇为得意。父亲曾说过,他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主要的事,一件是写出了《红日》,另一件就是创办了上海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

  父亲为人正直,非常直率,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就坚持,认为是错误的,他就提出自己的意见。在皖南新四军的时候,一次,国民党派人来与新四军一起开大会,父亲担任司仪,负责领喊口号。口号的内容都是事先拟好的,其中有国民党万岁,却没有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而他在领口号时,就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加了上去,引起了国民党的人非常不高兴。父亲也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一些人。我常对他说,要超脱一点少管闲事,他也常说,这没办法,又不是为了自己。

  父亲对帮助过他,爱护过他的人,也不会忘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懂得感恩。父亲第一篇文学创作的处女作速写《电报杆》,1935年,发表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父亲是以小说投稿的,在发表时陈望道先生则把小说两字,改成了速写。这一改使父亲领悟到了小说的写法。接着,父亲的短篇小说《苦脸》在《大晚报》上得了征文三等奖,这促使他立志走上了文学之路。而这次评奖的主任委员也是陈望道先生。1952年,父亲转业到上海,被分配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而部长恰恰是陈望道先生,父亲也终于有机会当面向陈望道先生表达了感激之意。之后,每年春节,父亲都一定去陈望道先生那里拜年。

  父亲的一生与革命战争年代联系在一起,在那个年代,他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那个年代给了他文学创作的丰富的养料。他正着手创作的长篇小说叫《不死的将军》,讲的是我党我军一位高级将领在战争年代的故事,其中部分章节,已经发表。遗憾的是,无情的病魔使他停止了手中的笔,再也无法将它写完。

  父亲的一生也是与上海的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从美国回来,拖着病体从机场出来,还用他活动已经有点困难的手,轻轻地碰碰来接他的赵长天,嘴里说着好好的,好好的。父亲衷心希望上海的文学事业繁荣。

  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在他80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为了事业呕心沥血,对朋友真诚,坦荡,对家人一片热爱,他是一个真正活过的人。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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