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

　　儿时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总是非常快乐。那时我还不到10岁。记忆中，爸爸不常在家，不是出门写东西去了，就是出访某国某地。他每次出远门后回家，我都会兴奋地跑过去踮起脚来勾住他的脖子，他会用沙沙的胡子轻轻蹭我的脸庞逗我笑。我那时并不知道父亲的名望，只知道他很爱我们，也喜欢孩子。他在家时我们几个孩子最爱缠着他讲故事，爱跟他嬉闹玩耍，他总是有兴致和我们一起谈笑。我也会把我的小朋友领回家看小人书。我们家总有成摞的儿童文学刊物，爸爸写的儿童读物《两个侦察兵》和《红日》连环画与我们爱看的其他小人书混放在一起，我们挑爱看的看，并不那么注意谁是作者。爸爸有时会从书房出来与小朋友聊上几句开开心，在他面前孩子们不知道拘束。记得他曾经给我小学的课外小组讲故事，有声有色的，我的同学至今还提及。

　　“文革”开始时我11岁。运动初期的头两年爸爸还能回家。他常沉闷着脸，抽烟，心思沉重的样子。在书房里他写的不再是小说而是检查、交代。他曾说这一关可能过不去了，但是你们一定要求上进。我只觉得家里大乱，爸爸贱价地卖了家里的钢琴，卖了他的藏书，他把大红纸贴在原来挂在墙上的镜框上，写上毛主席语录将镜框里的字画覆盖起来。才十一二岁的我怕以后不再有机会看爸爸的书了，就偷偷藏了一本《红日》，躲在小厕所间第一次开始读爸爸的小说。那时可以读《艳阳天》，但《红日》已经被划为大毒草，不能读的。记得那时我不那么喜欢书中沉重的开头，但很快就被故事吸引住了，放不下手。那天小姐姐见我在厕所老不出来，发现我原来在看《红日》。她说，你看吧，就是别让人家看见。我第一次感到了爸爸文字的力量，《红日》小人书里的人物原来是那么的有血有肉。那些日子无数次的被抄家，无数次听到看到爸爸、妈妈被批斗，我天天带着弟弟，惶恐害怕不知家里会发生什么事。爸爸在作协被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回家时早时晚。每次他没按时回家我心里就特别怕，就等着门不让自己睡着。他回家门一响，我就赶快跑过去，轻声地叫他给他递上拖鞋。有一天爸爸说，你们要有准备，我可能会被隔离审查，回不来了。不出所料，几天后的那一夜，门再也没有响。隔天作协来人取走了他的换洗衣服，宣布爸爸是叛徒特务黑帮走资派，被关押，隔离审查。这一别就是5年。爸爸被关过监狱，被人用铜头皮带打过，被无数次公开批判羞辱，被送押“五七”干校，我们全然不知他过的什么日子。我每月到作协去给家里每人领15块钱生活费，常被喝斥出来，边走边哭地回家。我常见到那些气势汹汹的工宣队，却一次也没见到爸爸。

　　父亲解除隔离从奉贤农场回家又与我们住在一起时，是1974年。我已中学毕业，被分配在上海一个原来做手表游丝的街道工厂工作。爸爸仍靠边劳动在街道糊纸盒，属于有问题的看管对象。两个姐姐都在外地，弟弟1975年去了奉贤农场后，我是爸爸身边惟一的孩子。那几年，我在思想上、情感上和生活上都大大走近了父亲。他是那么一个光明磊落而又重感情，刚柔兼备的人。他告诉我他所遭受的迫害都是张春桥姚文元所致，他们要把他整死。所以他决不能死，有朝一日他要说清楚。对家人，他给我们的关爱融化了“文革”初期凝成的寒霜。爸爸格外地关心我们的人生道路，帮助我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那时我爱唱歌迷上了声乐，他设法找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为我私人授课。后来我想做专业歌手，他又积极支持我去报考。我被几家著名的文工团录取后均因政审通不过而梦想夭折。爸爸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那段时间，父亲虽然回家了，但不自由，事事要向革委会汇报，不准写作，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精神上仍背着沉重的枷锁。爸爸自称随时随地都是乐天派，那时候他捡起了多年没碰的围棋。记得他常找美院的老朋友赵坚叔叔下棋，黑白对峙的时候他们把那些交代、检查全抛到了脑后。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我不会忘记当时爸爸那激动、兴奋的神采，他大声地说“太好啦，大快人心，大快人心！”爸爸从十年浩劫中挺过来了，活下来了。外面街上人们游行，奔走相告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在家里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谈论不休。可是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地，盘根错节，落实到爸爸的问题上并不那么快。但爸爸不等了，尽管还没被解放，他重新拿起搁置了10年的笔开始了创作。他的第一个创作冲动是要写陈毅元帅。爸爸跟随陈毅南征北战，敬佩陈毅的才能，敬重陈毅的为人。他痛恨“四人帮”整死了陈毅，为了纪念陈毅，爸爸彻底戒掉了吸了40多年的烟。现在“四人帮”倒台了，表现陈毅形象和业绩的冲动在爸爸心里萌生了。他开始写话剧《黄桥决战》。那是陈毅指挥的一场漂亮战役。记得我常在爸爸左右，陪他去走访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听他讲剧情构思，听他讲人物。爸爸那时是全身心地投入，在睡房的小方桌上，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于1977年初写了第一稿。我目睹爸爸的创作过程，明白了什么叫激情，什么是热爱。

　　1977年秋，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一消息让我和爸爸都感到兴奋，因为这一次可以凭本事上大学，而不是凭成分、凭关系、凭“表现”。或许是受到爸爸的影响，我喜爱写作尤其是散文，想报考复旦文学系。我按捺不住向爸爸说了我的想法，爸爸没有声响。第二天爸爸把我拉到身边坐下说：“你的文笔是不错，可是你要知道，好作家并不都是从中文系学出来的，而是靠生活积累、靠多写。你要是有心，什么时候都能写作，成为作家。”我抬起眼看着他，他接着说， “我在复旦中文系太有‘名’了，恐怕因为我的问题还没解决他们不敢收你。我看你不必吃这个眼前亏。”爸爸怜爱地看着我，目光中带着些无奈。1977年虽然“文革”已过，可整个上海还剩爸爸和研究《文心雕龙》的王元化这两个被打入深窖的“罪魁祸首”仍然没有解放。他并没有避讳这个痛苦的现实。我知道他说这些话一定非常非常难过，差点就伸出手去捂住他的嘴。爸爸拍拍我的手背说：“文学这个东西是人学，人为的东西多。中国过去的这些年，文学为政治服务，没有创作自由。而科学这个东西是物学，与大自然打交道。对错有客观标准而不是人为标准。科学寻找客观真理，不大受政治干扰。”爸爸接着又鼓励我，“我看你搞科学也会是不错的，你肯动脑筋也喜欢理工”。

　　我那年20岁出头，爸爸这一番由他亲身体验得出的深刻道理使我的思路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引导我重新考虑对事业的选择。搞物理的大姐姐正好病假在家给我补习中学物理。我决定攻读理工科，听了爸爸的话没报复旦，第一志愿报考了上海交大。后来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爸爸，他对我的了解竟胜过了我自己。

　　这一年，我考上了上海交大应用物理系。进校后老师告诉我，交大曾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的录取有过异议。最后以择优录取不唯政治成分论的原则决定录取我。我觉得幸运，我感谢父亲的判断力。那以后我非常用功，读完了大学后，又在上海二医读了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

　　在这些求学的日子里，因为在上海念书，我常回家有机会与爸爸在一起。1978年爸爸终于被解放。不但拿起笔创作而且回到上海作协工作，负责《收获》杂志。他心情是那样的好，那样年轻人般的活跃，使我每次回家都特别开心。那时也在上海读大学的弟弟常和我一起回家，我们与爸爸海阔天空总聊到深夜。那时他写了一些“文革”题材的中短篇小说，每次总喜欢让我们先看初稿，听我们自由自在地提意见，斟酌后再拿出去投稿。除了写东西，爸爸看朋友，下围棋，打弹子，还爱赶个时髦炫耀他的新衣服。那时家里常有许多客人，常听到爸爸的朗声大笑和风趣言谈。记得1981年的春节，我们姐弟几个从天南地北回家，爸爸特别高兴，说在家里办个舞会吧。我们把客厅的大圆桌推到一边，彩纸一条一条从中央的挂灯拉向四个墙角。亲朋满座，乐起舞翩。妈妈说爸爸在50年代做华东军区文化部长时就很会交谊舞。他果然舞步娴熟，平稳又优雅，握着我的手轻推慢转带着我舞。那父女温情是人间最美的享受。那几年我觉得爸爸越活越年轻了。

　　1985年我考上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物理博士生。临行前爸爸给我提了两幅字，一幅是“奋飞”，另外一幅是“逆水行舟”，都是一个意思，勉励我好学、努力，有追求。我带上了这两幅字，带上爸爸对我的希望和厚爱，跨出国门离开了爸爸。从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最后一次和爸爸在一起是他远渡重洋来美国看我。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天意。那是1989年圣诞节前夕。12月17日那天，我怀着6个月身孕与丈夫孙小力一起，连续驱车4个小时，前往纽约机场迎接爸爸。自从出国来美读博士，我有4年多没见到他了，爸爸在我的生活里变成了梦里的思念，以及那一封封以“模模，亲爱的孩子……”开头的信(模模是我的小名)。离开他时我孑然一身，现在我结了婚马上要有孩子。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爸爸。可我感到爸爸比我更着急。我曾建议他等几个月到春暖花开之时，我完成博士论文，生了孩子，他可以来美享天伦之乐。可他说，要早点来。即便是天寒地冻他仍可以安静地写他的文章，和我一起等待即将出生的孩子和5月的博士典礼。

　　爸爸在上海机场候机时，竟然遇到劫机事件，他即将乘坐的班机尚未到达上海就被劫持了，结果爸爸被困在上海机场整整一天。幸好有惊无险，爸爸乘坐的飞机终于安全到了纽约。爸爸是第一次见到女婿小力。我和小力在美国认识，恋爱结婚，都是通过书信向家里汇报。当时签证困难使我们未能回国办婚礼。爸爸在给我们的贺信中写道：“祝贺你和小力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段旅程。你们在科学领域有着执著的追求，又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坚定不移的爱，那必然就是幸福的。希望你们在幸福的路上并肩携手踏踏实实地走下去。”爸爸和小力似乎是自来熟，一见便谈笑如故。

　　爸爸是作家，以文学创作为生。这次爸爸也带来了他的创作计划，才到几天他就要我们安排书桌放上笔墨，问小力要来信封地址条，与国内通信。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大开面的笔记本，拍拍本子他说：“你写你的博士论文，我写我的文章，甘于寂寞才能写出好文章。”他不要我们带他去旅游观景，他说那不急。他急着动笔开工写东西。我怕他太累，因为这次旅途的疲劳和时差反应似乎特别顽固不消。然而就在我那学生公寓的书桌上，爸爸不顾疲惫开始动笔写《他们并排坐着》。我每天读他新写的段落，那是一个他在新四军时期的故事。我问他“你怎么有那么多新四军的故事要写啊？”“我肚子里新四军的故事多得很，就是想把它写出来。”爸爸说。记得他过去曾对我说过：“创作是愉快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脑力劳动。”他说创作像十月怀胎一样有一个过程，开始是个种子，到最后成熟了就有一种紧迫感，要把文章‘生’出来。爸爸现在一定有了这种紧迫感，他每天伏案，有时一天只写几行，有时能写满几页。看到年纪已走向80的父亲如此辛勤不倦，激情不衰地写作，我领悟到他几百万字的文学事业来自于这样一笔一画的耕耘。我看他显得很劳累，三四个星期过去了，疲劳和时差现象还没缓过来。想到爸爸毕竟是八十高龄了，就说“累了就别写了，休息休息”。他什么也没说还是写。

　　看见纸篓里涂满墨迹的废稿纸每天增加，我觉得这次的紧迫感不同往常。他曾在自传中写过，“作品就是生命，我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2月6日那天，他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今天脱稿了，写完了。”“太好了，我可以读了吗？”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读的竟然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稿，没想到爸爸这是最后一次用他那支60余年心爱的笔。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爸爸带病而作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遗作发表在新四军研究会的杂志《大江南北》上。为此，我深感欣慰，因为稿中寻常的文字间渗透着爸爸不息的精神。

　　可是当时我并没察觉到爸爸病了，只是纳闷这一个月了怎么时差迟迟转不过来。爸爸这个人到哪都是谈笑风生的，怎么寥寥无语呢。那些天我感到爸爸不是“甘于寂寞”而像确实有点寂寞，少言寡语。我和小力决定在爸爸写作之余多带他出游。

　　想到爸爸对军事战争生活的亲身体验的文学创作，我们专选了和军事有关的地方：去了华盛顿的越南战争纪念墙，去了坐落在马里兰州政府所在地安娜泊璃斯城的美国海军学院，去了巴尔的摩城1812年美英海战时美国国歌诞生地，还去看了浮在巴尔的摩港口的美国海军早期的木制战舰。每到这些地方，爸爸都很兴奋，仔细地听小力给他讲解，看遍所有细节，时时流露他对军事的特殊感情。在海军学院当我向他讲解到美海军“与船共生死决不弃船”的宗旨时，我说这似乎全世界都一样。爸爸说美国海军出海前要祷告上帝求印第安神保佑，这和我们不同。我们为国家而战不怕死。他又接着说，可是你说对了，士兵不放弃，这一条全世界都一样。战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就是这个原因。

　　1990年2月17日是爸爸的生日，爸爸的80大寿。他不要生日宴席，只说想去巴尔的摩港口。那天空气特别清新，太阳格外温暖，使人不感到冬天的寒冷。我已有8个多月的身孕，挺着肚子和爸爸漫步在仍然披挂冬季节日装饰的港口，不时地拉着他那又大又有力又柔软的手，享受父爱的温馨。满地的鸽子，当人走近时会骤然散满天空，和那老海舰指向蓝天的桅杆一起组成一幅美丽的即兴画。我把这些都收入镜头，给爸爸在老海舰前照了一张像。谁能想到，这会是他最后一张生日照呢，也是他最后一张心驰神逸的照片。

　　我们走走，坐坐。但我明显地感到爸爸有什么不对劲。常常要等我猜出他的意思，替他说出来他才点头称是。我忍不住问他，“爸爸，你是不是觉得说话费劲啊？”他出神地看着我，可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问话。我试着揣摸他语塞是思维上还是语言上的问题：“想说可是嘴不听话，对吗？”爸爸的视线移向那只老海舰，“模模，你真善解人意。”

　　这次爸爸的夸奖没让我高兴，因为我觉得爸爸思维清楚但语言有障碍。我明显地感到爸爸可能病了。我不放心，给他预约了医生。第二天医生给爸爸做了脑神经的初步检查，认为有发生过短暂性中风的迹象，但不能肯定，需要做进一步的全面检查。我的心上下起浮不定。我太知道爸爸了，他不是一般的八十老人。他思维敏捷，言谈犀利，向来心到、口到、笔到畅通无阻。这一两个月逐渐频繁的语塞现象决不是因为年龄。我恨不得明天就为他做全面检查找出原因，帮助他恢复成以前那个谈笑风生的爸爸。可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欲行而止，负担不了这样的医疗费用。我和小力立即安排爸爸回国就医治疗。恋恋不舍此行的爸爸却不着急回上海，他一定地要绕道去温哥华看望我大姐姐尹彦，还要经香港去深圳看望我小姐姐尹松一家。我心急火燎想让爸爸马上就回上海就医，可是他不改初衷。最后我告诉他小姐姐许愿去上海看他，才终于说服爸爸取消了深圳这一站。

　　2月23日清晨，我和小力送爸爸踏上了归程。爸爸将由巴尔的摩转道旧金山，到加拿大停留3天看望我在温哥华的大姐姐，然后绕道香港回国。那天我送爸爸进到机仓，替他扣上安全带，站在他的座椅边舍不得离开。空中小姐催我下机，保证她们会好好照顾。爸爸说：“你走吧，没问题的。”我伸开手臂拥抱了爸爸，亲吻了他的脸颊，然后紧紧抓住他那双手，大大的温暖的，却缺少往日的力量。那只是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凝固了，只感到爸爸捏了一下我的手。我离开了机仓和小力在候机楼的窗前目送爸爸的乘机在空中远远离去，想到爸爸恐怕不再适宜远渡重洋了，涌出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爸爸患的是脑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衰竭得那样迅速。1990年4月10日爸爸走了，到家后仅仅40天他就永远地离去了。当小力告诉我这个消息时，难忍的悲痛使我不知所措，泪水无尽地流着带出我心里无限的悲伤。爸爸冒着冬天的雪，转了大半个地球，来看了我一家和我的姐姐。这时我才猛然领悟到，是天意让他在走之前见见他所有心爱的儿女，也让我们每个远在天边的孩子见见我们最想念、最亲爱的爸爸。

　　爸爸去世两个星期后，我的大女儿出世了。爸爸在回国之前为她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槿，喻为亚洲的木槿花。次年我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我含着泪打印在博士论文扉页上：献给我的父亲。当我穿着博士服抱着周岁的槿槿上台领取博士证书时，真是百感交集，心里一遍遍地叫喊着爸爸。在我的事业上，是爸爸引导我选择学业起步“奋飞”，结束学业前，也是爸爸来到我身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引导我寻找“奋飞”过程中的欢乐和幸福。爸爸，从小让我撒娇，呵护我成长，他不但为我遮风挡雨，给我支持和力量，也是我成年后可以推心置腹的亲人。就在我生活事业的而立之年，在我最渴望与他倾心交流人生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这以后每年4月花开寒霜退去的时候，我格外思念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