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与《风雨》周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亲率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向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致电：“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明大义的磊落胸襟，促生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万众一心抗日救亡的新局面开始了。

　　此时此刻，吴强正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就读。因为出身贫困，他自小就吃够了上学交不起学费之苦，能进大学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然而大敌当前，遭逢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吴强毅然推开书桌，弃置学业，纵身投入抗日洪流，与嵇文甫、姚雪垠、王阑西等创办《风雨》周刊，宣传拒敌御侮，鼓舞抗日图存，为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吹奏起进军号角。

　　《风雨》于1937年9月诞生于古城开封。初为周刊，从第5期起改为5日刊。以“风雨”命其名，寓意深远：一喻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二喻时代遭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喻革命队伍手足相携“风雨同舟”。从策划到实施，不过短短七八天时间，《风雨》就如新生儿呱呱落地。创刊号上，有《编者的话》宣示了刊物宗旨：“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发动，兴奋的日子开始了。谁都知道，全国上下一致奋起走上救亡战线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之一。在前线，我们需要飞机和大炮；在后方，我们同样的需要文化武器。疯狂的日本军人毅然的来屠杀我们，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毅然的起来抗战，为我们，为东亚，为全世界，担当起维护和平、保障文化、反帝反侵略的重任。为着上述天赋的使命，我们的《风雨》就匆匆的诞生了。”

　　《风雨》落脚于开封同乐街41号——一座刚从荒凉的铁塔附近租赁来的宅子。据说这地方从前是一座大寺庙，后来变成了废墟，又变成了乱葬场；再后来又从古寺的废墟中，从乱葬场枯朽的骷髅上建起了宅子。出宅门往东去是一片空场，有几座无主的坟墓凌乱地点缀其中。空场的尽头是惠济河，河东岸是河南大学和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再往东便到了已被黄沙掩埋半截的城墙根。河南大学的南边是一片很大的池沼，北面是铁塔和栽种不久的一片树林。宅子的上房坐东朝西，另有三间北房三间南房。北房的东间住姚雪垠，西间住石仲坚，南房则全归吴强使用。

　　一份刊物，一个小小的战斗集体：嵇文甫是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河南学术界和教育界声望很高，《风雨》由他执旗导引，具体工作则全部交予几个年轻人：姚雪垠执行主编，王阑西负责《风雨》与中共河南地下省委的联络，石仲坚搞文字校核，吴强则挑起了刊物发行之重担。没有薪水，工作属“义务”性质，经济来源得靠个人另想办法自行解决。王阑西的家庭比较富裕，除其本人“啃老”外，还得常常从家中拿钱出来补贴《风雨》。吴强则与姚雪垠一样，除了手中的一支笔，别无长物，所以只能靠码字换稿费哄肚皮。生存是这种状态，却从来没有谁叫过一声苦。“谁谓茶苦，甘之如饴”。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民族”放在了历史的前景位置，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个体与自我，或者自觉地将“小我”消融于“大我”之中。正是这种“献身”的渴望，支持着《风雨》同人齐心协力，忍受着物质的贫困和工作的艰辛，硬起脊梁来支撑起了一份小小的刊物。

　　平心而论，完全靠稿费养活自己，对于当时的吴强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早在1933年2月，他就已经加入“左联”，并且担任了“左联”上海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1935年9月，他的短篇小说《电线杆》发表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上，同年又有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从1936年9月入河南大学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其间他边读书边写作，以业余之力相继推出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老黑马》等作品。如此这般，他的名字已为许多报刊、杂志所注意，可以说，他的文字只要能写出来，就不愁无处登载。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一时写不出——不是没才学，而是没时间。刊物发行量上不封顶，多多益善。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让他总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此他只能不断加大投入、加大付出而别无他途。为创办《风雨》他放弃了学业，为推销《风雨》他又忍痛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笔。他的努力结果，是《风雨》影响的迅速扩大，其读者群不仅遍布河南，而且在江苏、陕西、湖北、山西、安徽等广大地区都建起了代销队伍。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逃，上海沦陷、华北沦陷，济南、太原相继沦陷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发行成果，足堪以“辉煌”称之。

　　吴强与《风雨》同人的戮力同心，赋予刊物以巨大的活力与魅力，不仅读者群在不断扩展，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提升不断强壮。先是范文澜教授加盟“主编”之列，继之有沈起予、芦焚、刘白羽、碧野、于黑丁、李蕤等著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为之作文撰稿。战火熊熊激流滚滚的伟大时代里，《风雨》高擎救亡图存旗帜，召唤着鼓舞着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奋起一搏。其之作为，备受支持与响应。一批一批的热血青年流亡途中路过开封，多会投奔“风雨”做短暂休整，然后怀着中国将在战争中发生根本蜕变的理想，和由这理想激发起来的热情、意志与完全置生死于脑后的牺牲精神，或西去延安学习，或北上山西抗日，或南下武汉做救亡宣传，你来我往，踏上共赴国难的征途。有着一棵洋槐树的“风雨”社小院子终日忙忙碌碌、热热闹闹，成为开封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38年8月，吴强也向开封挥手告别，然后奔赴皖南参军入伍。一段《风雨》经历由此画上了句号，却化作永恒的影像镌刻在他心中。晚年忆起时，吴强对那一段生活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段时间，作品写得不算多，但在我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生活使我对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文学工作者，是应当担负起改造那个社会和救国救民责任的，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和人生观的改变都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