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气势恢弘的革命史诗——重读长篇小说《红日》

　　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是“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自1957年面世以来，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并被奉为“红色经典”。有评论家认为，《红日》是上世纪50年代继《保卫延安》之后我国军事题材创作的又一个重大成就。

　　今天，我们重温这部作品，将其放在“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客观评价，可以说，《红日》在以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详略得当，各有侧重，小说结构和情节设置别出心裁，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宏大叙事”和“生活细节”刚柔相济、交织融汇、互不偏废，叙事语言汪洋恣肆、不拘一格，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极具感染力。从这种意义上说，《红日》堪称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佼佼者，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宏大叙事”：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吴强原名汪大同，生于1910年，江苏涟水人，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15日投笔从戎，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对于吴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首先，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这些都是吴强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战争中的一幕幕“真实”的场景。其次，他是一位作家，他对历史的书写有着天然的冲动和自觉的使命意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亲身经历，使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喷薄而出、气势恢弘的《红日》。

　　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作家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同时，作品还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总之，作家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自觉的史诗意识，生动地描绘了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作品风格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取得辉煌战绩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伟大时代”的历史本质，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充分彰显了现代战争史诗的气质风貌。

　　“细节厚描”：色彩斑斓的历史图卷

　　《红日》的成功之处不仅仅是作家“宏大叙事”策略运用得当，成功描写了一支大军辗转千里的征战过程，还在于作者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运用“厚描”的笔法，写出了一群英雄将士战争间隙中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历史图卷。

　　作者在“创作谈”中曾说：“涟水是我的家乡，涟水一仗之后，我的家乡，处在敌人的践踏之下，因而对敌人74师有着更加具体的憎恨，对我捕捉这个题材，在思想里酝酿和构成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小小的虽然是并不重要的因素。虽然我对参加过的战斗都有感受，也都觉得那些战斗的历程，是客观存在的生动的故事，有些战役在某种意义上，比消灭74师的孟良崮战役更有特色，我也很想写写那些故事，但我却没有首先去写那些故事，而首先写了从涟水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的这个故事。其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由许多人物活动而组成的战争故事，在我的心里有着比其他战役更多、更深刻也更真切的感受，因而激起了表现它的比较强烈的思想冲动。就是说，《红日》题材的选取和故事的形成，并非单是由于题材的客观意义和战争史实的富有艺术性，而是客观现实和我主观上的思想情感自然结合的成果。”在这里，作者强调的“家乡”、“主观感情”和“日常性”，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红日》的另一个重要的视角和窗口，也恰好弥补了“宏大叙事”粗线条勾勒所带来的“美中不足”。

　　《红日》的酝酿和创作，作家吴强所追求的不是仅仅叙说一些引人入胜的动人故事，而是把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历史通过艺术构思体现在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里。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自然少不了“生活细节”的支撑和点缀。因此，作者笔下的英雄们不只是一群只会打枪投弹、英勇杀敌的勇士，不只是一群有着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精神的指战员，而且也是一群各有各的心理状态，各有各的个性特征，有着人性人情的普普通通的人。小说在写英雄们的崇高境界之余，写了家庭婚姻、夫妻恩爱、儿女情长、阶级友爱，以及富有情趣的日常生活等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生与死的博斗之后，激烈紧张的战斗之余，听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曲曲温情的恋歌，一声声柔和的微笑……笔触伸向各个角落，多层面、多方位地写出人性人情之美。战争、爱情刚柔相济；英雄、人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曲动人和谐的，别有一番风味的英雄乐章。这在我国以往的战争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这在“十七年”文学的语境中，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

　　作品中，作者大胆地突破了许多禁区，既写军长沈振新为指挥作战而日夜操劳，也写他与妻子黎青的恩爱生活。另一个人物副军长作者既写他有着政治家的风度，军事家的素养和才能，也写他开朗乐观，富有幽默感的性格，而且还写了他与华静谈情说爱的动人情景。作者不惜笔墨地多角度、多层面地来刻画人物，使得作品中这些高大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而又有情。作者笔下的人物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既有普通人不具有的英雄品格和独特的个性，又有普通人所共有的人性和人情；既有宝贵优点，也有不同的缺点。如军长沈振新的骄傲自满，团长刘胜不善思考、莽撞行事的性格；连长石东根不讲究战术，残留着草莽的游击习气等等，这些在小说中作者都给予了展示和描写。军长沈振新打仗忙，战后休整也忙，有空闲在战斗间隙中“和人下棋”，却没有时间“给老婆回信”。战士杨军、秦守本、王茂生、洪东才、周凤山、张德来和连长石东根等在战场上舍生忘死、英勇无畏，行军和日常生活中也都表现得朴实可爱。又如，秦守本因为新战士不好带，几次闹意见，想辞掉班长职务去当一个“小兵”；王茂生为了捉一个敌师长，不惜跟着一匹马跑了几里泥路，终于一枪把俘虏打下马来；英雄连长石东根在大捷之后醉酒纵马，被军长训斥后的一组镜头，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有趣的印象。作品这样来写英雄人物，不但不会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丝毫的影响，而且使人物更加可亲可敬又可爱，给人以真实动人的立体的美感。这些人物的刻画虽然没有达到足以颠覆整部小说人物形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整体格局，但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妙笔生花让“生活细节”生动丰满起来，真正赋予了那段“历史”和一群“英雄”以鲜活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作家在有意或无意中，客观上为我们展现出“十七年”文学中审美表达的多质性和多层次性。

　　“红色狂欢”：壮怀激烈的美学风格

　　在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中，战争往往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代表着神圣、正义、理想、光明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战争的洪流中，人们的内心都满载着火热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在行为表现上都处于一种狂热、亢奋的状态。吴强曾回忆道：“孟良崮战役打响了，全军指战员、战斗员在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意志何等坚决，气概是何等轩昂！哪怕山高水深，哪怕敌人凶狠！谁都是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死拼恶斗。这种思想情绪，是从涟水战役一直贯串下来的；大家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很好地印证了革命历史叙事中所内含的强大的精神意念和狂欢化的激情是“有源之水”。从这种意义上说，《红日》叙述的革命战争正是一场极具象征意味的红色狂欢。

　　从叙事语言上来看，《红日》中充满激情、带有狂欢色彩的“红色语言”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小说中对胜利场面的几组描写，语言活泼生动、汪洋恣肆，更加直观地展现出“狂欢”的效果。比如，打败了李仙洲的部队后，战场马上沸腾起来了：“许许多多的人从战场上陆续回来，纷纷谈论着、喊叫着、哗笑着。牵着骡马的，扛着、背着这样那样东西的，还有两个人抬的，一个人挑的，车子推的，牲口驮的……”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的胜利场面，更是不同凡响：“枪声平息。雄伟险峻的孟良崮的高峰上，不是战场了，它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摇着帽子的、手巾的，手中高举着枪和刺刀的，跳跃着的，呼喊着的……奔来涌去的战士们、民兵们，还有附近的居民们，全都陶醉在伟大的怀抱里。”小说的这几个场景中，人们全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氛围里，甚至连动物也加入了这种“狂欢”场面。打扫战场的过程中，军民收集战利品、彼此展示战利品、使用战利品的场面就仿佛是狂欢中的“加冕”仪式。胜利的喜悦在狂欢叙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作家内心的激越情感力量也得到了有效的释放。

　　从整部作品来看，此类铺陈式的狂欢性的叙事语言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它们更多地体现了狂放豪迈的革命言说欲望和话语想象。在当时的创作环境和历史氛围中，“红色狂欢”叙事格调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关作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源于作家内心真实的强烈的主观情感。作品中的这种狂欢气质内在地与作品的史诗构架达成了天然的“默契”，从而，铸就了小说纵横恣肆、壮怀激烈的美学风格，彰显出“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