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日〉创作大纲》手稿

　　《红日》于1957年4月完稿，部分章节在1957年3月号和4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1957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文革”中，吴强遭受批判，遭到抄家的厄运，家中书籍手稿等资料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获得平反后，被抄走的部分资料有幸得以找回，但更多的资料就此遗失在“文革”的浩劫中。《红日》的手稿也在这段动乱的岁月里不知所踪，后来多方寻找也未有结果。

　　吴强去世后，其家人根据其要求将许多资料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有一本吴强的笔记本。吴强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下了关于小说《红日》的构思(我们暂且称之为《创作大纲》)，这份手稿的存在揭开了吴强创作这部长篇巨著的酝酿与构思过程，为《红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一

　　这份《创作大纲》写在一个32开的笔记本上，这个笔记本不同于现在文具用品店销售的普通笔记本，它是上世纪50年代军队系统内的“办公用品”，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手册”。封面下方印有“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印发”的字样，这显示了持有者的特殊身份。封面最下方印有时间：1951年5月1日，此日期应为笔记本的印刷时间，同时由此可以推断吴强写作这份《创作大纲》的时间是在1951年之后。笔记本的封面上印有一幅插图，插图中一面挂在长矛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手持长枪立在红旗一侧，这幅插图形象地表明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本质属性。

　　查阅已有的资料，研究者普遍认为《红日》这部小说最初定名为《仇敌》，后来改名为《最高峰》，出版时又改名为《红日》。《最高峰》的命名源自于吴强对小说所呈现的孟良崮战役的深厚感情和倾情投入。吴强自1938年投笔从戎，在安徽参加新四军，之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而在其革命生涯中这一场战役应该是他打的最持久也最有意义的一场胜仗。在小说的结尾段落，吴强用浓重的笔墨多次渲染红旗插上孟良崮最高峰时的场面。在吴强心中，孟良崮战役是一场攀登“高峰”的战役，一方面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另一方面这场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分水岭。“最高峰”显示了这场战役在吴强心中的地位。小说完稿后，吴强将这部命名为《最高峰》的军事小说拿给了他的老领导粟裕将军，粟裕将军认为小说写的很好，但名字似乎不太合适，容易让人认为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最高峰，因此让吴强再斟酌下名字，后来吴强将小说名字定为《红日》。翻阅这份《创作大纲》手稿，在第一页标题处吴强写下了“仇敌”、“长篇小说”、“最高峰”等字样，从笔迹可以看出，“最高峰”三个字为后来添加，因为较之其他的字体这三个字的颜色明显较深，不是同一时间落笔。但在这三个关键词之外，吴强还写了几个字，从位置推断，这几个字应该是吴强最初对小说的命名，而且是在命名为《仇敌》之前打算使用的小说标题。因为这几个字的位置处于正中间，“仇敌”、“最高峰”都在偏右的位置。但是很可惜这几个字被用笔划掉了，这几个字同样出现在了《创作大纲》的第二部分“故事概述与分章”上，也同样用笔划掉了。笔者经仔细辨认，推断其可能为“爱恨与欢乐”几个字。(其中“爱”、“与”、“欢”三个字可清晰辨认)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稍显抒情的名字与小说的内容也可以对应起来，在小说中吴强并没有特意放大对战争画面的勾勒，《红日》对战时日常生活的描写依然精彩，对将领及战士们爱情生活的展现也十分真实。另外这一名字与《仇敌》的命名也能吻合，喻为战争生活的爱恨与欢乐，欢乐一词与血腥的战争看起来离得比较远，但仔细读过《红日》的人们一定了解，吴强笔下的解放军战士们是带着一种乐观、昂扬的饱满精神投入战斗的。因此，标题中使用“欢乐”一词也符合这篇小说的气氛。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二

　　在这份《创作大纲》中，吴强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分了几个部分，按顺序依次是“人物概述”、“故事概述与分章”、“几个战略思想的恪守原则问题”、“几个重要的关键问题”、“几个重要的场面”、“主题思想”、“情节增补”、“分章及每节标题”。

　　在“人物概述”部分，吴强对几个重要人物做了标记。首先是军长，在手稿中军长的名字是王振新，而不是小说出版后的沈振新。查阅孟良崮战役的资料可知当时的6师师长为王必成，他也是当时任宣教部长的吴强的领导。吴强对军长姓氏的最初命名可能考虑了这一因素，因为在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而在小说中军长同样是战争现场的核心人物。在《创作大纲》中，吴强对军长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标记：38岁、中等身材、粗眉大眼、目光炯炯、个性倔强、沉默寡言、严肃、坚决、沉着，对敌极端仇恨，对指战员们充满着内心的热爱，但不外露。……他爱马，但不善骑，也不爱骑，行军时不到疲倦的时候不上马。解放战争开始他就是军长，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主要主人公。他的爱人叫赵明霞，有人称她叫“照明弹”。在“人物概述”这部分，吴强对许多重要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像对军长这一人物形象的大篇幅标记俯拾皆是。类似重要人物的标记还有军政治委员刘德本、副军长俞凤顶、军长警卫员唐有信、朱法山。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在吴强心中酝酿已久，加上他曾置身现场的生活体验，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早已“生活”在吴强的脑海里。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后来出版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被进行了大量的置换，几乎没有人名与这份《创作大纲》中的“人物概述”中的名字完全一样。与1957年7月的初版本对比，军长名字由“王振新”换成了“沈振新”，副军长名字由“俞凤顶”换成了“梁波”，军长夫人由“赵明霞”换成了“黎青”，军政治委员由“刘德本”换成了“丁元善”。对于小说人物名字的更换，吴强肯定有自身的考虑，但是这样大篇幅的更换早就拟好的人物名字仍然让人感到费解，是对政治因素的考量还是对人物原型的保护？这一谜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创作大纲》的第二部分为“故事概述与分章”，这是小说的核心部分。在这个初步的构思里，吴强将小说分为了24章，而不是小说出版时的16章。在每一个章节里，吴强都对这一章节的内容进行了提炼概括，写出了主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活动。但从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来看，这应为吴强早期的设想，因为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与小说出版后的结尾段落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创作大纲》里，最后一章结尾处是关于军长夫人赵明霞从后方医院来到部队前线的情节，而在正式出版的小说中最后一个段落是解放军战士攻上孟良崮最高峰的场面，场景的改变应是吴强后续的修改结果。在这个部分的结尾页，标有一个“2月23日下午4时”的时间标注，从时间推断应为1952年或者更晚一些的年份。在文章的结尾处吴强清楚地写了一个“完”字，这应为吴强最初设计的小说结尾。

　　在《创作大纲》的最后一部分，吴强有一个关于小说章节的详细整理，这一次的章节安排比较接近于小说出版后的样子，而且人物名称已经完成了更换。这一次分16章，每章都包含了2至5个不同的小节，而且每个小节都有一个小标题做概括。从字迹颜色看这应为吴强后来的提纲归纳，每一个小节都有一个小标题，类似于古代章回体小说的范式，但在出版后的小说中并没有标题，由此可见，《创作大纲》中的标题应该为方便写作而拟，并不是真的要作为章节标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的“分章”与1957年的初版本分章完全一样，都是16章共72个小节，从小节的标题来对照，也与初版本小说内容基本一致。这个“分章”应为小说结构设计的“终极版”，后来吴强携带大量资料开始写作，这一版的“分章”应为最终提笔行文的依据。

　　在《创作大纲》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命名为“主题思想”，这应是吴强自身最早的对这篇小说写作目的的概括，原文如下：“描写与表现我军高级指挥员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坚决、果敢、英明、灵活的指挥部队，与敌军艰苦、勇敢的作战，发挥了高深的集体英雄主义(胜不骄，败不馁，再接再厉)，歼灭了敌人的主力军，赢得了辉煌胜利”。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吴强在小说中最想表现的是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吴强对军队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而且这一写作意图也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小说中他不仅完成了他的“主题思想”，而且用他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战争内容。吴强笔下的人民解放军并不是简单贴上“高大上”标签的英雄人物，他们也打败仗，也悲观消极，也有儿女情长。在我看来，《红日》的成功之处除了对于战争大场面的细致把握和呈现，对部队战士日常生活和个体内心情感的描绘也相当动人。

　　从这份《创作大纲》来看，《红日》在吴强心中酝酿的时间足够长、也足够成熟。小说中的人物是吴强在战争现场的“典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他把艺术虚构和历史真实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融合，从而塑造出沈振新、梁波、丁元善这些栩栩如生的军人形象，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军人形象谱系。吴强的准备工作也做的十分充分，他在开始写作之前撰写的“人物概述”、“故事概述”、“结构分章”都已经十分细致，这篇小说的主题架构在他动笔之前已经被反复斟酌和修改，只待他把更生动的细节填充进去形成更为丰盈的整体。这份《创作大纲》作为《红日》文本的“前身”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