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情诗与“水仙”命运——关于湖畔诗人及汪静之的旧人旧事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23日06:55 霍俊明

  说到1920年代汉语新诗史上作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周作人语)的较早诗歌社团湖畔诗社,很容易联想到19世纪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湖畔诗人(The Lake Poets)。居住在英格兰西北部昆布兰湖区(格拉斯米尔和文德美尔)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在优美恬静的湖边歌咏自然、感怀爱情、流连光景。如果说“回到大自然”代表了这三位异域诗人理想的话,那么在五四运动自由思潮激发下的中国湖畔诗人则要显得沉重得多。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湖畔、自然,还有新旧时代转捩甚至交锋过程中文化和思想的剧烈碰撞和龃龉。而以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为代表的这一诗歌流派尽管曾最先抒写过清新纯真的爱的赞歌,但是他们迅速在中国诗坛上的隐没则透露和折射出这一时期波诡云谲的文化和文学生态的复杂性。尽管朱自清等人对他们的爱情诗写作找出了很多合理性的证词以及进步性的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朱自清也强调“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歌咏”,但是在1920年代后期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浪潮中这几个年轻歌者最终还是默不作声,诗歌写作也很快烟消云散了。他们不仅有的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身陷囹圄、牺牲,而且诗歌的道路也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与时代际遇有关,也与诗歌命运有关。是否像有人所批评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的青年真是幸运,呼吸了一点时代的新空气,一个筋斗翻转来,就很早得到一点小名声在社会上站稳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太容易的成功,就像一个肥皂泡,飞在空中,看起来很美丽,一下子就会吹破了”。

  一

  华兹华斯曾歌咏湖畔的水仙,而水仙作为诗人的原型(那喀索斯)则象征了非常态的命运。汪静之等人的爱情故事、生活经历和不同命运轨迹也让人们在穿越历史烟云的时候唏嘘感叹、怅惘不已。较之英国湖畔诗人的长寿(注意他们生存的年代是18到19世纪),比如华兹华斯活了80岁,骚塞是69岁,柯勒律治也活到了62岁,中国湖畔诗人的命运就更具戏剧性和悲剧性了。潘漠华只活到了32岁。1934年12月24日,大雪。饱受折磨而不屈甚至绝食的潘漠华死于狱中。应修人活到33岁,曾参加左联。1933年5月14日应修人到上海虹口昆山花园路丁玲寓所时被特务发现,在搏斗中不幸坠亡。冯雪峰则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受考验,在文化和文学工作中做出了很多工作。而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关进牛棚、下乡劳动改造。1976年1月31日在病恨交加中冯雪峰辞世。较之这三个人的命运,汪静之(1902.7.20~1996.10.10)则算“善始善终”者。不仅罕有地高寿,而且还因为“六美缘”而成就了一段爱情故事和诗人传奇。

  湖畔诗社的前身是柔石、汪静之、冯雪峰和魏金枝等人组织的晨光社。1922年4月4日,西子湖畔,草长莺飞。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四个年轻人在西泠印社四照阁宣告湖畔诗社成立。不久四人的诗合集《湖畔》出版,被爱情和青春鼓动的年轻人宣告“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随后的8月份,经鲁迅修改的汪静之的个人诗集《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朱自清、胡适、刘延陵等三人作序)面世。正如汪静之所说“庸俗社会封建礼教禁止恋爱”,“心中的热爱抵抗压力,因而不可抑制地发出爱情诗来”。此后,又有冯雪峰、应修人和潘漠华三人的诗文合集《春的歌集》推波助澜。尤其是汪静之的《蕙的风》在短时间内即印刷6次,销量2万余册。尤其是年轻人争相抢购,其畅销程度能够与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比肩。实际上,汪静之《蕙的风》的出版过程非常不易,反复经历波折。一贯不爱求人的汪静之也不得不破例数次向胡适求助。当时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汪静之家里补贴他学费和生活费每年是134元左右,而他实际的花费则近200元。除了聚会和应酬之外,很多钱自然是花在了买书上。汪静之在致胡适信中坦陈了自己的窘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条年纪很老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实在没有什么暖和,近来很严寒,夜间冻得发抖抽脚筋”,“我的棉袄还是15岁时候做的,现在小而破都不在乎,只是寒冷的痛苦使我读书不安神”。胡适看信后也着实为这位同乡青年诗人唏嘘,于是借钱给他并且在《蕙的风》的出版过程中为汪静之争得最大的利益。最终出版社给汪静之15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况且当时汪静之也还只是个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学生。

  二

  朱自清曾评价湖畔诗社的四个诗人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这对于1920年代初这几个人的诗歌写作及其意义而言是准确的。也正如废名所评价的“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汪静之等人不仅被青春的自由和个性冲动所鼓动,更被爱神和力比多(肉欲)所召唤。正如汪静之给当时的女友符竹因(绿漪)的信中所宣告的“爱情是绝对自由的,谁要爱谁,谁就爱谁”。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五四追求自由、个性和反传统道德、礼教的土壤中获得了成长。也是胡适当时所评价的在“稚气”中有“新鲜风味”。尤其是他们对爱情的大胆、率真、自然、清新的抒写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的追捧,也受到了文坛一些道学者的攻讦和批判、指责。这无异于向旧礼教投掷了一枚炸弹(朱自清语)。1922年10月24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汪静之同乡胡梦华的《读了〈蕙的风〉以后》,批评这些爱情诗“堕落轻薄”。在胡梦华看来这些诗是危险的,会“挑拨人们的肉欲”和“兽性的冲动”,有“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嫌疑”,“破坏人性的天真,引导人走上罪恶之路”,因此“应当严格取缔”。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胡梦华大肆批判汪静之等人的诗,其目的竟然是他自己后来所承认的“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胡梦华的这篇文章引发进一步的激烈争论。尤其是鲁迅以“风声”为笔名撰写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成为这一论争中最为有力的支持文章。其他的反对者由此大多噤声。在这一场激烈的论战中,胡适、周氏兄弟、朱自清等人对汪静之等年轻诗人的支持、肯定和鼓励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鲁迅对汪静之的支持使得他终生难忘,“沦肌浃骨”“刻骨铭心”。1981年7月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鲁迅博物馆编选纪念集。年近八旬的汪静之在昏暗的台灯下眯着老花眼完成了一篇长文《鲁迅——莳花的园丁》。可见鲁迅对他的影响以及青年时代所给予的扶持。

  给诗坛吹来清新之气是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人正处于“青春期”的写作,也正如胡适所说的是“五四运动后第二代的少年诗人”。自然,在胡适看来汪静之是这一代少年诗人中最有前途和希望的。这种“青春期”既指向了汉语新诗的起步阶段和五四的启蒙,又指涉了这些人自身写作的“青春期”。其优势在于敢于写作,勇于抒情,没有禁忌,自由、开放、纯真。当然这种“未成年”的诗歌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历史也已经做出了证明。个性,青春,爱情,诗歌,成为湖畔诗人的关键词。

  三

  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写作带有显豁的“本事”特征。而岁月何曾静好?人生几度霜寒。

  其中陪伴汪静之的不只是青春期的诗歌,还有一个个美丽的女性于他寒冷、苦闷中给予慰藉,给予他诗歌和精神上的滋养。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仅这一点就很够味了。”1923年,热恋中的汪静之竟然在一天之内写了10封信。当然,汪静之的多情也招致了诸多非议,“‘诗人’,自古以来,有一种脾气,仿佛自己是九斗十斗的天才,诗和酒,再加上美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小乾坤”。1932年汪静之曾给妻子符竹因(符竹因原名符竹英,汪静之改为“符竹因”,即“水竹姻缘”。汪静之又为符竹因取名菉漪,取诗经“绿竹漪漪”之意。)写下保证书和忏悔书,可见其感情经历确实丰富。尤其是汪静之与胡适和曹诚英(被汪静之称为“绩溪才女”)同乡之间的感情纠葛更是成为民国文人的噱头和纠缠不清的旧梦。曹诚英与汪静之同庚,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二人确属姑侄辈分。曹诚英与胡冠英婚后仍与汪静之通信、交往,这引起了胡冠英的极大不满。他趁机偷出二人的信件和照片并当众撕碎。尽管汪静之一再追求曹诚英并写了大量的情书和情诗,曹诚英在离婚后也曾经在酒后对汪静之表露情愫,但是最终他们在理智和辈分伦理面前止步。倒是同为安徽绩溪人的胡适和曹诚英(胡适长曹诚英11岁,曹诚英为胡适三嫂的妹妹)擦出了更多情感的火花。后来,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曾羡慕地写道:“蒋复璁回来说起你在烟霞洞深处过神仙似的生活……此次你竟然入山如此之深,听说你养息的成绩不但医痊了你的足迹,并且腴满了你的颜面,先前瘦损如黄瓜一瓢,如今润泽如光明的秋月,使你原来妩媚的谈笑,益发取得异样的风流。”1923年春,胡适的侄子胡思永年仅20岁就因肺痨病不幸早逝。悲痛中的胡适也因病从上海辗转到杭州烟霞洞静养。到杭州的这天是4月29日。胡适与此时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且刚刚与胡冠英离婚的曹诚英再次相逢,自是百感交集。最终,二人在杭州的“情事”“艳闻”惹得江冬秀醋意大发甚至闹自杀。“后院起火”,最后胡适也只得草草收场。20年后,即1943年6月19日曹诚英在孤苦的思念中给胡适写诗以作追念:“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见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廿年孤苦月华知,一似栖霞楼外数星时。”胡适死后蒋介石手书对联悼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而曹诚英一生孤苦,终生未嫁。

  这似乎又一次印证了红颜薄命。曹诚英在“文革”期间曾将大量珍贵的手稿、书信、日记等资料交给汪静之保管,并嘱托死后这些材料一并烧毁。曹诚英最终因肺癌在上海病逝,红颜玉陨,后葬于故乡绩溪旺川。其墓碑上只有几个字:“曹诚英先生之墓  1973年3月8日”。在又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愁肠百结的汪静之在悲痛中追悼曹诚英,经过痛苦的挣扎最终点燃了那一堆早已泛黄的信件、日记……

  四

  1927年之后,文学走向了低潮。这一时期的汪静之也不得不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他曾辗转于上海、南京、安庆、汕头、青岛等地做中学教员和大学教师。1932年11月28日汪静之在给妻子的信中缱绻地写道,“平生爱竹已成癖,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位轰动一时的“爱情诗人”在教学上却并不太称职,还引起了很多同事的不满和质疑,甚至闹出了很多乱子。到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汪静之还曾与朋友一起开小店谋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湖畔诗人好友冯雪峰的关系汪静之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因为与聂绀弩的性格龃龉,发生冲突,数度被停发工资。

  汪静之最早写作诗歌尤其是“情诗”,可以说胡适是他的老师。早在1919年,汪静之就将诗稿寄给同乡胡适求教。那时胡适在汪静之等青年诗人心中俨然是海内皆闻的第一流的学者和名人。汪静之晚年向女儿汪晴说过这样一段话,说自己“第一个崇拜胡适之,第二个崇拜周作人,第三个才崇拜鲁迅”。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限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汪静之在一些回忆录和文章中却称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右派名家”,“资产阶级的圣人”,“胡适之是最早反对共产主义的,因此后来共产党这一派就骂胡适之。我看了骂胡适之的文章,认为对,觉得这个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适之了,我后来就不高兴再和他通信,虽然他是我的恩师,又是家乡的小同乡”。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一个例证。新诗史上诗人删改自己的诗作的现象并非少见。鲁迅就深刻指出:“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而由于频繁而激烈的政治运动和僵化的文艺政策的规训等诸多原因,很多诗人为适应政治形势和迫于时代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不同时期的诗作和诗集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以汪静之为例,这位善于写爱情诗的“湖畔诗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极少,也曾在1957年的《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过借鉴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的政治表态和应时应景的政治抒情诗,并在1958年出版《诗二十一首》。汪静之在1957年编定新版的《蕙的风》时出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自己在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上的转变,将原版的《蕙的风》删减了2/3,将《寂寞的国》删掉1/3。新版《蕙的风》将原本的《祷告》《过伊家门外》由原来的自由体改为格律和半格律体。显然这种修改已经不只是仅仅字词修改那么简单了。汪静之的这一修改“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不能不说是对当年争论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就诗人本人而言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1996年10月10日,汪静之去世。一个时代的诗歌结束了,一棵湖畔的水仙最终枯萎了。在静水流深的岁月中,那些湖畔吟诗的诗人一个个远行,只留下一行行的诗句,还有那些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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