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的风》《湖畔》的传播效应与销售状况

　　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推进的过程，它既与政治意识、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等宏大意义上的外部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图书出版、读者构成、期刊生态等微观意义上的文学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单从作品而言，湖畔诗人的诗作很难被纳入“文学经典”谱系内，其绝大部分诗歌不具备在“原典意义”上被阐释出更多价值的可能性。这样说，不是说湖畔诗人的诗作不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而是说这些诗作不具有经典所包孕着的不断被阐释、被解读的多元而深厚的价值。虽然如此，因为它新诗经验探索和文体建设过程中居于不可被跳过、被忽视的历史位置，因而某些诗作或诗集(比如《蕙的风》和《湖畔》)也就注定成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这两本诗集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不仅表现在其分别为新诗史的第五、第六本诗集(前四本分别为胡适的《尝试》、俞平伯的《西还》、康白情的《草儿》、郭沫若的《女神》)，能够很早就与《尝试》和《女神》一起开创了新诗写作的现代性传统，也因为其与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潮的生成与传播、新式读者的培养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助推作用。正是因为这两本诗集对真挚爱情的吟唱，对青春思想的宣唱，“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朱自清语)，所以，其对追慕爱与自由的青年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赵景深说：“《祷告》一诗是我在初恋时期所最爱读的……我爱这首小诗的温柔甜蜜，当我第一次做玫瑰色的好梦时，每逢晚间睡眠，总要低声吟唱一遍，虽然我的帐子里并没有挂着《白莲图》。”胡风说：“《湖畔》诗集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而且“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赵景深和胡风的读诗体验在知识分子读者群中颇具代表性。前者将个体成长中隐秘的青春体验移植到了文本所营造的意境中，从而在共鸣中完成精神投射和自我镜像的过程，因而，这是一种混合着生理与心理双重“欢愉体验”的快感阅读活动。后者不单纯表现为快感阅读，还在“文学”与“人生”的互动体验中，更将之升华到了生命感知的高度，是一种文本与读者彼此映照，从而引发深度体验的更高级的创造性阅读活动。

　　那么，它们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呢？“当时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是汪静之等人自由、大胆、纯真的诗句，‘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甚至有传闻某中学女生因为未能第一时间买到诗集而投河自杀，幸亏被路人救起。”(霍俊明《“湖畔”情诗与“水仙”命运》)引文提及的“中学生投河自杀未遂事件”可以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汪静之那些鲜活、真纯而又稚气的爱情诗击中了年轻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个需要用“身心之爱”、“自由之灵”来缓解“心之压抑”、“生之苦闷”的区域，青年人在阅读这些诗歌时候，把其中的“爱”和“自由”幻化为一己的此在体验了。这有点类似今天的各类“粉丝”，他们往往在自造的精神空间中，将自我意识和精神幻影一股脑儿投注于一个虚拟的对象上，从而被一种异己力量所控制，深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只要大体浏览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丁玲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于五四时代的作品，我们大概能够明白，所谓“个性”、“自由”、“解放”，似乎只有“爱情”是青年人所能把握的，其他一切往往身不由己。灵肉的欢悦、苦闷与冲突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人最基本的成长状态。由此看，《蕙的风》与《湖畔》中的爱情诗最能够唤起一代青年人的心灵共鸣，那种“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的诗意表达，那种毫无掩饰的、不加任何雕琢的诉说方式，对生理与心理都压抑已久的青年人来说，必然能够产生一种魔幻般的冲击力。

　　熟悉民国时期新文学版本的研究者，大概都会对新文学初版本的首印数有所了解：如果初版本首印2000册，这就算是较为可观的印数了；如果印数在1000或1500册，也可算是能够维持在一个基本的当量内；如果首印超过2000册，比如2500或3000册，这就算比较多的了；而如果初版本之后，陆续推出二版、三版、四版、五版……那可算是极为畅销的图书了。《蕙的风》能够在连出六版，销量达到2万册，足以说明其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力。《湖畔》为四人合集，然其销售业绩也相当好。“北大，新知如要添《湖畔》，请尽嘱他们写信来。印了三千，还有千把本堆在我房里。”(1922.6.16《应修人致周作人》)由此看，《湖畔》首印3000册，印量是较大的。从1922年4月初版始，到6月中旬止，在两个多月内销售近2000册，其速度不可谓不快。这也从侧面说明，《湖畔》也深受读者欢迎。总之，《蕙的风》《湖畔》的初版本或再版本的销售情况非常好。那么，为什么会取得这种效果呢？

　　其一，固定读者群的存在确保了图书正常销量。湖畔诗人致力于情诗写作，“感情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鲁迅语)。这对同样深受五四新思潮感染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来说，很容易引发其心灵的共鸣。阅读湖畔诗人的诗歌，宛然成为一种文学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在“五四”时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者、读者及传媒(期刊、报纸、书店)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带有新气象的文化场域。这个场域漫溢着青春气息，释放着爱、自由的精神因子，形塑出了有关科学、民主中国形象的雏形。湖畔诗人天真纯洁、活泼单纯的“青年气象”及其诗歌所展现出来的有关爱与美的“天籁之音”，都成为这个文化场中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质素。故无论从读者(个体)审美角度还是时代(整体)氛围来说，湖畔诗人的群体形象及其诗歌都具备了与其产生共鸣的条件。因此，其诗集必然不愁没有买家。而且，它们不但拥有普通读者群，也拥有高级读者群。比如，胡适、朱自清、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开拓者们成为他们稳固而可靠的读者。他们为湖畔诗人的诗歌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内在而深远地推动了其在文学场中的影响力，从而在发生学意义上使其与中国新诗的生发过程密切相连。

　　其二，委托书局代销，图书适销对路。除了赠送、自销外，他们还积极寻找其他销售渠道，而代销则为其主要销售方式。“今得玫瑰出版部江冷来信，说：知不日出版，不胜欢欣之至，出版时，冷定争先购阅以为快；至于拟托代售一事，他意以为不如托上海大书局，如泰东，中华等为便云云。”(1922.5.2《应修人致冯雪峰、潘漠华信》)信中所提及的泰东书局、中华书局都是大书局，网点多，有丰富的发行经验，给予一定劳务费，他们也愿意代销部分图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依托京沪发展起来的大书局集图书出版与发行、新文化创建与传播于一体，在精英和大众群体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依托这样的传播媒体，自然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销售效果。另外，荐销也是他们尝试采用的方式。“《湖畔》已寄给您一百本，似于八日付邮，请分递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店，书价多少些都好，我们很悔定价太昂，上海已改售小洋二角了。”(1922.5.15《应修人致周作人》)当时，周作人是富有名望的作家和大学教师，他们委托周作人向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店推荐销售他们的书籍，效果自然也不错。周作人宛然成为这些“商品”的代言人，他们利用名人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影响力，为自己的图书做了一次廉价然而获益不小的广告。

　　其三，刊载实体广告，加大宣传力度。随便翻阅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版本，其畅销或有影响力的版本都载有图书广告。比如，胡适的《尝试集》各版本都载有大量的图书广告，其第六版(1923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植入图书广告达12页，既有《草儿》(康白情)、《冬夜》(俞平伯)、《胡适文存》(胡适)等新文学图书的介绍，也有《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等古典文学名著的推介。《蕙的风》初版本植入广告7页。可以说，图书广告和新文学版本联袂出场，彼此影响，并生成文学意义，也是民国时期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当然，这首先是出版社的营销策略，但是，作为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广告”和以“启蒙”、“救亡”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新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影响，则是一项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具体到湖畔诗人，他们不但在其主办小型期刊《支那二月》和出版的图书封面上登载图书信息，也在《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晨报》等当时影响较大的媒体上刊载广告。“我们已经登广告《学灯》，《觉悟》，请您代接洽，再登广告在《晨报副刊》(第四版)。广告格式大概照《学灯》，《觉悟》一样。日期，先连登五天，以后逢一，五登两月(共十七天)。广告费若干，望来信告知，随即寄上。”(1922.5.9《汪静之致周作人》)这封信里提及的《学灯》和《觉悟》分别是《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再加上《晨报副刊》，都是一些富有鲜明特色和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栏目。在1920年代，他们与新文学的互动及时而富有深度，其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也大。因而，湖畔诗人的作品一经其介绍，必然引起读者的关注。这也说明，湖畔诗人都不是“书呆子”，他们也颇为精通图书出版、发行及其宣传策略。

　　其四，借助名人效应，大大助推图书销售。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分别为《蕙的风》作序，鲁迅、周作人、宗白华、朱湘、沈从文、赵景深、冯文炳、楼适夷等文坛大腕或青年批评家为他们写评论，及时而富有深度地阐释湖畔诗人群的创作特点及文学价值。其中，周氏兄弟联合反击胡梦华批判《湖畔》事件，更是对图书销售和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说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1922.10.24)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其“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是出于维护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代表的文学保守派的文化立场的话，那么，周作人写《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1922年11月5日《觉悟》)替爱情诗辩护，鲁迅写《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收入杂文集《热风》)对其观点予以批驳，并在《不周山》中虚构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以影射他，则是出于反对旧道德，揭批专制文化，捍卫新文学(文学)革命成果的需要。两派之间的笔战持续近一个月，堪称1922年中国文坛上的一件文学大事。它对宣传湖畔诗人形象，阐释《蕙的风》文学价值，引导读者阅读风尚，加快图书销售，等等，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新文学版本图书的销售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一种担负文学现代性发展重任、重建新文明秩序的文化传播活动。可以说，它在宣传科学理念，传播民主思想，助力新文学生成与发展，培养新式读者群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影视、报纸、期刊一样，图书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其销售与流通必然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活动。传播面的大小、传播速度的快慢、“到达率”的高低，都是恒量信息传播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在1920年代，像《蕙的风》和《湖畔》这类图书的传播渠道大都是以出版社营销、个人赠阅为主，接受对象基本为文学界同人、青年学生和新市民，这样就很容易构成了一个由新文学作家、新式读者和出版社三方合力形成的“场域”。这个新式“场域”始终伴随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既以其亘古未有之气象为新文化运动孕育新生力量，也以其去旧迎新的气势为新文学的发展扫荡落后势力。具体到《蕙的风》和《湖畔》，无论是出版方主动营销方式，还是个人的赠阅和代售行为，都能够确保有用信息的“高到达率”。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高到达率”，其传播效果可以用一系列的文学事件加以恒定。比如，前述胡适、朱自清及刘延陵分别为《蕙的风》作序，周氏兄弟力挺《蕙的风》，胡风阅读《湖畔》产生强烈共鸣，女中学生因未能第一时间买到诗集而欲投河自杀(未遂)，等等。因为相关信息在这个“场域”中的传播速度很快，到达率和接受率都极高，且很容易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生力量，这也就对新诗大踏步向前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