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研朱墨作春山——读司敬雪的《鲁迅与我们》

　　《鲁迅与我们》，是司敬雪的一部新著。这部著作，主体三辑，另有两个附录。前两辑是司敬雪对当代河北作家、非河北作家，比如孙犁与梅娘的扫描与研究。孙犁是驰名文坛的作家，梅娘则知者甚少。1949年以前，梅娘曾经以新锐作家的身份出现，后来被淹没在政治的漩涡里，“文革”以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司敬雪却对她颇有研究，这让我十分惊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绍棠先生曾经想选编一套1949年以前的“京味小说”丛书，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梅娘是与会者之一，说到往事，她当时泪流满面，与会者不胜唏嘘。可惜，后来绍棠先生身体渐坏，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件事情未能进行下去。却哪里想到，在司敬雪的这部新著里，让我重温了暌离久远的记忆。书中引述梅娘的话：“我的蔷薇只开了一天便凋谢了。”是这样，梅娘是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女性作者，她的小说创作，只有八年时间，对一个作家，这样的时间的确是短暂了。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庐隐、丁玲、萧红之后，司敬雪认为，梅娘在四十年代又一次对女性主题作了可贵的开拓，“梅娘以发自内心深处的自信张扬着女性的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欲望的体验。在梅娘的小说中，女性的欲望十分坦然而自足，它并不需要诗意的支撑。诗意一方面是一种浪漫，另一方面在梅娘的表达面前显得荏弱、小家子气。”类于梅娘这样的作家，在当下的中国文坛是基本逃逸出了研究者的视域，而本书的研究则不仅是补白，更多的是显示了其独特的眼光与开张的胸襟。1998年，敬雪将梅娘的小说精选成册，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梅娘本人文学创作的一种总结，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些许便利。

　　在这部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鲁迅的研究，他在《药·酒·女·佛》的论文中，结合鲁迅的家世与时代背景，阐述了鲁迅作品中的四个现象，总括为“鲁迅小说简论”。 药、酒、女、佛作为题目见于许寿裳1947年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杂谈著作》，其中说：“鲁迅想要做《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诗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药，酒，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鲁迅先生1927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许先生说便是六朝文学的一部分，后一部分便应是女人与佛了。但是，司敬雪在1957年和1959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却找不到相关的文字”，在许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六朝一节的题目却变成了‘药与酒’，‘女·佛’两个字又神秘失踪了。”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年代，鲁迅被过度阐释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女”与“佛”的失踪正是其时政治生态的微妙写真。近年，在大陆出版的许寿裳的这两部书中，神秘失踪的“女”与“佛”又神秘返回，鲁迅心愿中拟作六朝文学的题目方才得以完璧，这当然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精细反拨。

　　在鲁迅，与妻子朱安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死结，僵尸一般的夫妻关系，对鲁迅而言自然会投掷出沉重的暗影；在朱安，也是如此，当然，朱安有时也会抗争。据孙伏园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适逢鲁老太太寿诞，请些宾客来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突然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我来周家已很多年，大先生(指鲁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指鲁迅的母亲)，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转引自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第11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这对鲁迅自然是极大的尴尬，对朱安呢？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写有这样一段沉痛的文字：“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 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研究鲁迅，揭示鲁迅精神深处的幽曲，时代与环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便是知人论世，而在此，司敬雪已经崭露头角，显示了他作为职业批评家的学术根底与锐敏眼光。

　　为此，司敬雪对鲁迅的小说进行了认真梳理，他指出，“鲁迅小说中出场的女人并不多，而有名有姓的就更有限。比如《药》中的华大妈、夏四奶奶，《明天》里的单四嫂子，《风波》里的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祝福》里的祥林嫂，《伤逝》里的子君，《离婚》里的爱姑，《奔月》里的嫦娥等。这些小说里的女人多不是鲁迅创作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有几篇则完全是为女人写的，比如《明天》《祝福》《伤逝》《离婚》。通过这几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在摆置自己与女人的关系时的尴尬和不断试图摆脱尴尬的努力。”他认为，小说《明天》安排了一个男性叙述者讲述一个苦命女人的故事，而且对故事中女主角单四嫂子“与男性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做了特意的规定和清理。”“剪除了单四嫂子与男性之间的有性关系，突显了她的悲苦境况。”鲁迅之所以这样设置男女之间角色关系，正是“泄露了他企图通过阉割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自然属性，而以一个纯父亲的眼光去关照女性的隐秘动机。在这种关照中，他才能够放开自己的视线，较长时间地停放在女人身上”。通过鲁迅与女人的关系，解构叙述者的设置，或者说，通过叙述者角度的选择而阐释鲁迅与女人的关系，司敬雪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司敬雪进一步指出，鲁迅这种苦心经营的叙述状态，难以长久持续，因为这种人为的阉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鲁迅作为一个男性的自然欲求。他必然时时痛苦，而事实上，鲁迅的这种心态也没能坚持多久。”1924年，鲁迅创作了《祝福》，与《明天》相比，男性的叙述者依旧一开始就被阉割了，但是，“通过借尸还魂，鲁迅在小说中演绎了一出男人自然属性的复活：死去的祥林变成了贺老六，加演了一段与祥林嫂的男女故事。”司敬雪认为：“这一叙述意味深长，它暗示了鲁迅强行杀掉的男人的一半又死灰复燃。但是，鲁迅很快做了第二次阉割。”而在1925年鲁迅创作的《伤逝》里，男性叙述者则进入了复杂的世界，如果说 “在《明天》中，女人占据了整个舞台，也占据了叙述者整个胸怀。在《祝福》中，女人的领地在丧失，叙述者胸怀开始出让一些给自己。到了《伤逝》”，女人则差不多被挤到了一边，叙述者已经与她分庭抗礼。所以出现两种这样的状况，司敬雪认为，是因为叙述者经历了从父亲向丈夫的转化，而这一转化的因素与许广平的出现不无关系：

　　就是在鲁迅准备接受许广平递来的爱的酒杯时，他却记起了过去自我阉割的往事，记起了过去自己好不容易摆平了的与女人的关系。如今这一切都将变得一塌糊涂，不堪收拾。鲁迅的内心陷入了刀割般的疼痛之中。《伤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写成的。

　　通过叙述者的变化，分析鲁迅的创作心理，进而从生活的层积之中印证其研究成果的肌理，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也不会如此单纯，但是司敬雪这样的结论：“以为《伤逝》是一曲真正的爱情悲歌，而《明天》《祝福》则是旧式女人生活悲剧，我以为这种说法至少不是不可以商榷的”，怎么会不可以商榷呢？文学评论家，或者文学的研究者，其存在与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于漫漶的字迹间探寻抵达彼岸的津梁，在解构之中重建文学精神。当然，文化不同，研究不同，天赋不同，成就也大不一样。十九世纪法国的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考察希腊的神明与本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并非所有的神与实物合为一体的程度一律相等。有些神，而且正是最通俗的神，经过传说的一再加工，已经脱离实物而成为面目鲜明的人物。”又说：“希腊的神明世界有如夏末秋初的橄榄树。按照枝条的地位与高低，果实的成熟参差不一；一部分果实刚刚长出来，只有一个饱满的雌蕊与果实密切相连；另一部分果子已经成熟，但还留在枝上；还有一些是结构全部完成，已经掉在地上，要留神细看才能认出原来的花梗。”(《艺术哲学》，傅雷译，第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文学批评家与研究者也是如此，如何从落在地上的果子里辨认出原来的花梗是一个艰辛、复杂的的工作，需要耐心、细致、勤奋、博学，自然也需要天分，司敬雪的这部新著则呈现出他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愿他精进、努力，“只研朱墨作春山”，从而取得更大的成绩！